再說“麗新係”。
1916年，唐驤庭與程敬堂（也是家中綢莊的店員）合夥，在無錫開辦麗華布廠，賺了些錢後，於1919年共同籌資30萬元，成立麗新機器染織股份有限公司。麗新廠的遭遇與慶豐廠相仿，開辦頭十年間一直苦苦支撐，1929年前後才漸上正軌。
到1936年抗戰爆發前，唐驤庭之子唐君遠出任廠長，該廠新式紗錠已達4萬枚，布機1200台，另有印花機若幹，資本總額為400萬元。
不用說，抗戰期間“二唐”企業均遭重創，戰後好不容易趕上上海棉紡織業短暫繁榮的好時光，但喘息未定，又逢內戰。喝過洋墨水，對政局變化更為敏感的唐星海，不得不尋思退路。
天各一方
1949年5月25日，中共解放軍部隊進入上海時，上海棉紡織業的頭麵人物，幾乎都走了，隻有年邁的榮德生堅決主張留下。
雖然對共產黨的政策了解也不多，但榮德生一生受盡外國資本擠壓，內心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願寄人籬下。他竭力阻止家族中人抽逃資金，早在中共部隊渡江前，還暗中委派榮家企業高管錢鍾漢等人，赴蘇北與共產黨接洽保護無錫工商業事宜。不過，這位古稀老人已不能完全掌握榮家企業的航向，甚至連自己的兒子也管不了了。
榮宗敬長子榮鴻元去意已決，本已赴港的榮德生之子榮爾仁，一來出於盡孝，二來覺得新政權下工廠業務仍有可為，於1949年11月回到上海，打算重新開始。但他匆匆赴港之前，已把全盤生意委托給了同父異母的四弟榮毅仁。據知情人士日後回憶，榮氏家族成員之間就企業控製權問題發生了爭執，榮爾仁不得不於1950年春天再度離開，遠赴巴西創業（一說直到1952年榮德生去世後他才走的）。
當時四十歲出頭的榮毅仁，是上海工業家中少有的“左”傾人士。1949年以前，他就是由工商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小型政黨中國民主建國會（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人1945年底在重慶發起）成員。他相信，企業家應該在締造新中國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為此，他安排已隨家族成員到了香港的自己的孩子回到上海，等待解放。
唐家“麗新係”的唐驤庭、唐君遠父子，也是留下來的人之一，他們難以割舍苦心經營多年的家業。中共部隊進駐無錫時，當地工廠並未大規模外遷，民間組織的“工商自衛團”槍支彈藥全部上繳，還獻糧10萬石、燒草15萬擔支援南下部隊，其中就有唐家人的功勞。
此後幾年，麗新各廠在新政權較寬鬆的政策下，業務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如麗新紗廠1952年總產值比1949年大幅增加了434%，協新毛紡廠（榮唐兩家於1934年合資創辦）1950年盈利就達314萬元。
但剛從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唐君遠長子唐翔千，卻沒有回到內地輔助祖父和父親，反而追隨堂叔唐星海的腳步到了香港，最終自立門戶，開辟了另一方天地。
到20世紀50年代末，榮氏香港四家工廠經過十年經營，布機總數已超過11萬台，估值約達1000萬美元，資產呈穩定增長趨勢。留在大陸的榮家企業，則經曆了公私合營的浪潮，榮毅仁因主動配合政府政策獻出自家產業得到表彰，1957年被時任副總理的陳毅（上海解放後首任市長）讚譽為“紅色資本家”，1959年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大勢所趨之下，唐驤庭父子也放棄了無錫“麗新係”的企業經營權，得以保留資產和名分，作為政治上的補償，唐君遠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迄今留下來的他們本人及各方回憶資料中，大都說一切出於覺悟提高後的“自覺自願”，至於其中到底有多少苦澀和隱衷，外人無從知曉。
幾度滄桑
時光如梭，轉眼之間，三十年過去。
1979年，已是香港南聯實業公司等多家大企業老板的唐翔千，接到“文革”後複出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老父親唐君遠來信，希望他回國投資。稍後，唐翔千遠赴新疆烏魯木齊，建成國內第一家合資經營紡織企業——天山毛紡織廠，又回到上海，辦起第一家滬港合資企業——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
同在這一年，63歲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榮毅仁（1978年獲選）受鄧小平之托，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對外貿易投資合作的官方背景窗口企業。
這時候，早已離開香港轉赴南美，繼續投資麵粉廠的榮鴻元，已在巴西安享晚年，榮爾仁則自巴西去了美國定居。而無錫唐家“慶豐係”的唐星海，將香港南海紗廠經營得有聲有色，一度獲推選為東南亞棉紡織聯合會會長，晚年將生意移交給長子唐驥千後，於內地改革開放前數年去世。
中國內地再度開放之後，遍布南北美、歐洲及澳大利亞等地的榮家、唐家第三代和第四代，紛紛回國，或投資，或探親，或訪問交流，一時蔚為壯觀。
無錫榮、唐兩家後起之秀中，有兩位曝光率最高。一是榮毅仁之子榮智健，他1978年隻身赴港打拚，後執掌中信泰富公司，成為風頭甚健的香港商界翹楚，可惜投資期貨造成巨虧，2009年被迫辭職；二是唐翔千之子唐英年，商而優則仕，香港回歸後長期出任特區政府高官，但在2012年3月新一屆特首競選中，黯然落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