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是被鑿開的，它畢竟不是無孔不入的。先期到達澳門的羅明堅使盡渾身解數，以西洋奇貨賄賂廣東地方官員，從而得到進入內地的機會。萬曆十一年，羅明堅引利瑪竇入廣東，得以在肇慶定居。
“岩石”裂開了。展現在利瑪竇等人麵前的是花園一般美麗而寧和的文明帝國。傳教士們為岩石的裂開而欣喜若狂，更為歸化中國的前景而充滿熱情和信心。但對傳教士們來說，在將中國引向上帝懷抱的路上，並未撒滿紅罌粟，而是充滿荊棘，有時甚至是無路可走。對古老的中央帝國來說，幾個隆鼻洋人入華雖不過是開了扇小小的窗戶，但自此以後，上帝的使者與孔聖的賢孫之間將不得不展開對話。中西宗教、科學、哲學之間的實質性交流和衝突自此拉開了序幕。
二、“精神狩獵”
那些經過古老的絲綢之路或航波梯浪由海路來到中國的異域商人，無一不以牟取暴利為其基本目的，而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的根本目的則是從事以基督教賺取中國的“精神狩獵”。雖然偶爾會有外來的幹預，或有時因策略上的原因而不得不有所偏離，但利瑪竇在中國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未嚐須臾忘記這一根本目的。或者說，他在中國的一切活動都是以歸化中國為中心的。西方人對他的其他希望，往往隻是他活動背後的幕景——或隱或現。
利瑪竇初來中國時，曾以花園來形容明帝國的美麗寧和，但這並不意味著明帝國像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一樣，可以讓獵手們耀武揚威，任意馳騁田獵。恰好相反，當時的明帝國雖然如呂坤所言一樣，“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矣”呂知畏《答孫月峰》，見其編刻的《去偽齋集》第五卷。呂坤撰此信時，利瑪竇在南昌。但它還有足夠的力量維持半個多世紀的專製統治。單是利瑪竇所見到的南京市民歡度元宵節時大放煙火，“在一個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歐洲連續作戰三年用的還要多”裴化行《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第129頁。還有北京的城牆之寬可容三輛馬車並馳，就使利瑪竇認為歐洲“強大的艦隊”，對中國來說是不能使用的。他後來甚至自覺反對在菲律賓塗炭生靈的西班牙人試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嚐試。
長期的相對封閉狀態，使中央帝國的臣民們養成了對外來事物包括外國人既好奇又懼怕的心理。至於那些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得以維係的正統士大夫，則喜好從各方麵誇大洋人洋教對社會穩定及聖學道脈的威脅。這就注定了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在中國的“精神狩獵”，絕不是獵苑中的悠閑消遣，而是在希望和絕望之間的掙紮和苦鬥。經常地，傳教士們感到自己像被熟睡的上帝棄於荒野的孤兒一樣無助，他們隻能在曠野上呼告，在荊棘中奔突。從肇慶到南昌，再從南京到北京，利瑪竇走過的正是這樣一條適者生存的坎坷之途。
當利瑪竇和羅明堅最初試圖獲得在肇慶的定居權時，他們得知，明代法律規定：隻有在職的公使、伴隨公使而來的商人，或仰慕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外國人，才有可能得到進入內地和留居的權力。自詡為文明中心的中央帝國，還不知道什麼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和貿易，更未曾平等接待過白膚隆鼻的西洋人。如果利瑪竇等人聲稱來華的目的是以洋教取代孔聖的教化，帝國的官吏們將會予以當頭棒喝，令其即刻打道回府。他們於是隱瞞來華的根本目的，而以仰慕中國文化、並答應做萬曆皇帝的順民，方得以在肇慶建屋定居。當這些上帝的使者們在新建的教堂中忙於收獲——以福音歸化平民百姓時，新上任的廣東巡撫劉節齋卻為給自己建生祠而覬覦傳教士們的教堂。巡撫的一紙命令使利瑪竇從希望的巔峰跌入絕望的低穀：在得到少量經濟賠償後，限期離開肇慶回澳門。利瑪竇知道，如果他接受經濟賠償，那將意味著他要永遠失去苦心經營的肇慶傳教所。於是，他嚴辭堅拒，但又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啟程回澳門。滑稽的是，歸途中的傳教士卻被反複無常的巡撫大人召回，原因據說是他一心拜佛的夫人做了個怪夢；一說是巡撫本人良心發現。總之，這些因素促使利瑪竇被召回肇慶，跪在巡撫大人的麵前，並得到新的賞賜：轉赴廣東轄內的韶州。利瑪竇等人雖然失去了慘淡經營初具規模的肇慶傳教所，仍滿懷新的希望踏上了奔赴韶州的“征途”。時為1589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