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利瑪竇以這一路線在中國進行精神狩獵時遇到重重困難，但這些困難主要來自平民及其他非士大夫階層，他選擇的策略是頗有收益的。《明史·意大裏亞傳》言：利瑪竇等進京後，因萬曆皇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鹹與晉接。”這些士大夫與利瑪竇等傳教士交遊的原因及其態度各各不同，但他們給予利瑪竇的友情都或多或少地促進了利瑪竇的傳教活動。近人陳垣曾指出：僅見於《天學初函》（李之藻編）這套叢書中的名家序跋就不下數十篇，“皆當時名人推許天主教之作，若並其他各書序跋，彙而輯之，可以作天主教之弘明集。”
一些士大夫在書信或遊記中對利瑪竇的介紹和描述也頗有意味。沈德符言：“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主。因留不去。往時予遊京師，曾與卜鄰，果異人也。若以為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沈德符《大西洋》，載其《野獲編》第三十卷。沈氏之述，不僅傳揚了利瑪竇的異人之名，而且以他曾為利氏鄰居的經曆，試圖消除人們對傳教士的懷疑。這也許正是利瑪竇求之不得的。不過，沈氏似乎對西來宗教並無興趣。
與沈氏不同，李贄這位敢倡亂道的著名晚明思想家，對利瑪竇來華的動機大惑不解：“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李贄《續焚書》，中華書局，1975年。李贄的猜測表明，利瑪竇隱瞞來華傳教的真實意圖及其合儒斥佛以爭取士大夫同情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著名晚明思想家李贄同時也說明，即便像李贄這樣非聖非賢的士大夫，也並不相信天主教有取代周孔之學的可能性。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自信，他們才慷慨賜予利瑪竇以友情。李贄還曾在山東幫助利氏實施進京的計劃，並大肆傳揚利瑪竇的人品和學識，譽之為“中極玲瓏，外極樸實”的“極標致人”。
利氏與士大夫的友情甚至還深入到內閣，延續到他死後。他曾在南京贏得葉向高的友情，葉氏後來入京官至內閣首輔，利瑪竇仍保持與他的友誼。在他死後，正是葉氏力主賜墓利瑪竇。在北京的車公莊，今天還可以見到葉氏為利瑪竇爭來的那塊葬身之地和墓碑。雖然葉氏曾以“天主降生其國，近於語怪”而拒絕受洗入教，但他賜給利瑪竇的友情之價卻是難以估量的。他甚至在1624年謝官歸田時，還將另一傳教士艾儒略引入福建傳教。
利瑪竇還從其他一些名公巨卿如李戴、鄒元標、馮應京等人那裏，得到了持久而且誠篤的友情。這些人出於各種原因而難以將友誼引向完全誌同道合的境地，一旦達到這一境地，士子們的友情之價就更高一籌了。如徐光啟、李之藻，他們既信教，又傳揚西方科學和文化思想。他們發揮了上述各種作用。不僅如此，他們在利瑪竇死後天主教受到排斥的困難時期，還曾起而護教，在各方麵幫助那些落難的傳教士。這些都是利瑪竇“友於士子”的上層路線的直接後果，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利氏傳教路線的有效性。
四、在禁律麵前
各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往往成為民族或社區之間區別開來的重要標誌之一，其中有些因素往往又會演變成禁忌。對於禁忌，除非以武力或革命改變之，或與嚴守禁忌的人群老死不相往來，剩下的途徑便隻能是“入鄉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