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地圖影響頗巨，流傳很廣，且一刻再刻，引起廣泛的興趣。曾自製過地圖的李之藻，在北京見到該圖的新版後，立即接受了其中的地理觀，李氏並因此而成為傳教士的密切朋友。該圖中所展現的世界觀，可以說既包含了地理大發現的產物，也包含有中世紀的神學囈語（如十重天）。過分強調後者的保守性，而忽略前者的意義，是不客觀的態度。我們可以接受如下的假設：如果讓當時西方先進的思想家、科學家來傳播西方文化，那也許能促進中國盡早近代化。但曆史卻不容這類假設成立，它不容選擇地讓中國人以上述方式分享了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些成就，曆史已經帶有必然性地如此發生了。
除了新的地理科學外，西方數學也是利瑪竇重點介紹用來吸引士大夫的一門科學。中外學者常常交相讚賞的莫過於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據利瑪竇記載，1605年他開始從事一項“乍看起來與傳教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實際上對傳教非常有利的工作”《利瑪竇全集》第二冊。這就是翻譯歐氏幾何。經過一年的辛勤工作，譯完前六卷。“太史（徐光啟）意方銳，餘（利瑪竇）曰：‘止，請先傳此，請同誌者習之，果以為用也，而後計其餘。’”《徐光啟著譯集》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利氏向中國人交代的未竟而止的原因似乎有說服力，而其真實原因絕非如此：“徐光啟還想把剩下的幾何翻完，利神父認為翻的已經不少，已經達到了目的！”《利瑪竇全集》第二冊。此目的大約是以數學真理向中國人表明天主教是“理性的宗教”，即是在邏輯推理的基礎上建立的宗教。既然認為已經達到了目的，自然可以不竟而止了。由此更可見科學在利瑪竇傳教活動中的策略性作用了。
《幾何原本》在當時士大夫心目中地位極高，也為利瑪竇贏來了應得尊敬。他死後，內閣首輔葉向高之所以為他力爭墓地，也是出於利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對此有一段生動的記述：利瑪竇卒後，“有內宦言於相國葉文忠（向高）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無論其他，即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見《行跡》，載陳垣校刊《辯學遺牘》、《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明浙西李之藻傳》合訂本。
利氏還有以下科學著作或譯著：《測量法義》一卷，與徐光啟合譯；《圓容較義》一卷，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十卷，署萬曆四十一年西海利瑪竇授，浙西李之藻譯；《乾坤體義》二卷，利氏自著；《經天該》一卷，係利氏與李之藻合譯。
西洋曆法也是利氏等傳教士賴以在中國立定腳跟的重要工具。明末修曆之事雖主要是在利瑪竇死後，由徐光啟在崇禎年間主持的，但利瑪竇生前即以此為申請在北京留居的一個借口。萬曆皇帝也正是因為地圖、傳教士的曆算知識，還有常需修理的西洋樂器及自鳴鍾等，而默許他們留居北京的。利氏在寫給歐洲上司的信中，經常要求羅馬派精通天文曆算等科學技術的傳教士，來中國以科學傳教。
客觀地說，當以利氏為代表的傳教士以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時，他們不僅激起了部分士大夫對西方科學的興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一些士大夫甚至皇帝的需要。正是這種需要和被需要的關係，才使以傳教士和士大夫為中介的中西文明的和平對話成為可能。否認這一點是令人難以接受的。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傳教士主要是西方宗教的傳播者，其次，在他們將科技作為“敲門磚”時，才在某種程度上扮演出西方世俗文化包括科學技術的傳播者。因此，在傳播科學的態度和做法上，傳教士們是有變化的。如果說利氏在具體實施科學傳教的策略時，曾與其上司發生分歧，因而在以科學為傳教手段時，走得太遠，被認為有“以手段為目的”之嫌參見劉建《十六世紀天主教對華傳教策略的演變》，載《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1986年。那麼，在利氏死後，耶穌會的傳教策略則開始強硬化，傳播科學的熱情有所減退。例如，著名思想家方以智在《膝寓信筆》中談到崇禎十二年他與傳教士畢方濟的交往時，就頗有微詞：“詣之，問曆算奇器，不肯詳言，問天事則答。”利氏在傳播科學時終日乾乾，“隨問隨答”（李之藻語）；與畢方濟的“不肯詳言”是有區別的，甚至可以說比照鮮明。這種區別和變化是有原因的。這是因為利瑪竇更能適應中國情況，因而能更有效地利用科學這一傳教工具，但耶穌會的本質決定了它在利瑪竇這種個人因素不複存在以後，必然會較充分地暴露其排斥科學的本來麵目。利氏死後不久，當陽瑪諾代理視察中國諸傳教所時，就曾受命在各所宣布禁用數學及其他與“福音”無關的科學，也不許參加中國的修曆之事。當然，這項命令不可能得到嚴格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