⑩計時與鍾表製造。根據數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
徐光啟堅信，以上度數旁通十事“於民事似為關切”。正是出於對國事民瘼的強烈關注，徐光啟義無反顧地獻身於對作為“眾用所基”的度數之學的全身心的介紹、研究和中西會通工作。同時，他也認識到，他提出的度數旁通十事是一項龐大的科學工程，絕非他一人所能完成，而必須“接續講求”，需要“同事多人”共同工作以上引文均因此，他才上疏向皇帝籲請，希望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並得到必要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果徐光啟、李之藻二人的倡導能付諸實施，組織人力對這些實用科學進行協作性的研究，並推廣研究成果，那麼，最早的科學院將會首先在中國誕生，而不是在西方。後世的中國人也將會從中受益無窮。但正如中世紀的西方神權統治需要愚昧予以維係一樣，當時的中國封建專製統治在本質上也是排斥這種係統的開放性的科學研究的，目光短淺的最高統治者也無暇顧及徐光啟的籲請。正如徐驥在《文定公行實》中悲歎的一樣，徐光啟的“富國之略”最終隻能是“不見之施設，僅見於紙墨流傳”。這不隻是難以施展抱負的徐光啟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民族的不幸，是民族文化的不幸。
這種不幸的悲劇性還表現在：當徐光啟在那裏疾呼進行切實的科學研究時，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雖然他引進的西方科學是中國文化急需補充的新鮮血液，但這種突破了本民族科學傳統的科學不過是西方科學家正在突破的西方科學傳統。隨著新興生產力的崛起，西方正在向近代文明邁進。換言之，即便徐光啟的目的能完全達到，中國的科學事業仍將落後於西方。這不是他的過錯，而是文明交流的水平限製的結果。長期以來處於相對封閉狀態的中國注定要由曆史選擇一批傳教士而不是先進的西方科學家以狂熱的傳教熱情來讓中國人分享西方的科學成果——不是最新的西方科學成果。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應該從中吸取深刻教訓的、咎由自取的悲劇。但可以預計的是，如果曆史條件允許徐光啟的科學藍圖完全付諸實施，如果開放的文化交流沒有中斷，中國邁向近代社會的曆程決不至於那樣艱難。
二、強國夢的幻滅——練兵與救亡
當徐光啟為他的強國夢大聲疾呼卻“僅見於紙墨流傳”時，北方的蠻族卻正在磨刀霍霍，為實現他們入主中原的美夢大舉興兵。曆史上曾經有過北方強大的野蠻征服中原羸弱的文明的事例，明帝國的國勢之衰弱在徐光啟看來已經是“十倍宋季”了。萬曆皇帝對朝政的荒怠，隨之而來的持續的黨爭之禍，還有政府對百姓的橫征暴斂不斷激起的民變，以及醞釀中的大規模農民起義，都預示著大廈將傾矣，“天崩地解”的時代正在迫近。徐光啟雖然對國力已喪失信心，而且因為自己有關富國強兵的“迂狂之言”未能“早得見用”而悲憤感歎，但作為從平民上升到統治集團中之一員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不能不投入民族救亡的戰鬥之中。他知道，盡管獨木難支將傾之大廈，但民族和時代都需要他這樣的戰士。
萬曆四十六年（1618），由努爾哈赤統一女真族各部而建立的後金政權發兵大舉南侵，攻克東北的撫順、清河，繼而將廣寧的一萬多明軍打得落花流水，消息傳至京城，一時間“中外張皇”，“廷議紛紛”。正在天津養病屯田的徐光啟因“夙知兵略”被推薦起用，萬曆皇帝宣旨召他入京受命。徐光啟雖病魔纏身，仍“竭蹶入都”複職。次年，經略遼東的楊鎬兵分四路向後金兵發起進攻，不料四十萬大軍慘遭潰敗。明朝的野戰軍主力因此受到致命打擊。消息傳來，京師大震。徐光啟早料到楊鎬的戰略錯誤必然導致慘敗，這時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從三月到六月，他接連三次上疏，痛切陳詞，希望自己的正兵強國之術能得到實施。
在三月二十日所上的《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疏》中，徐光啟指出：“兵家簡切肯綮之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晁錯之言四予敵也”。管仲的“八無敵”是指在財、工、製器、選士、政教、服習、遍知天下、明於機數八方麵做到“無敵”，晁錯的“四予敵”則指“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他認為楊鎬的戰略正犯了“四予敵”的錯誤。他主張必須用管、晁之言，“一一細講而力行之”，才能扭轉戰局。他著重強調，“用兵之要，全在選練”，“選須實選，練須實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