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西晉的“太康之治”不過是曇花一現。這是因為西晉王朝是世家大族政權，這一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腐朽貪婪，因此西晉建立不久，社會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很快尖銳起來。
[1]曹魏田租每畝4升，戶調平均每戶絹2匹、綿2斤。
[2]《晉書》卷6，《食貨誌》。
[3]《全晉文》卷127，幹寶《晉紀》總論。
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門閥製度與門閥士族的特權
西晉政權是世家大族的政權。這一時期，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門閥製度進一步確立起來了。
所謂門閥，就是閥閱門第。我國古代貴族官僚家的大門外有兩根柱子，左邊的叫“閥”，右邊的叫“閱”，常常用來張貼本戶的功狀。閥閱成為達官貴人家的一種標誌，因此，後來那些世代做官的人家，又稱為門閥。門閥製度就是按門戶等級嚴格區別士族與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維護高門貴族特權的等級製度。
門閥製度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西漢武帝以後，出現了兩件影響深遠的事：一是大土地所有製發展，二是儒家被定於一尊；儒家經籍如《尚書》、《春秋》等成為世代研討的家學。一些大地主與儒學相結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們被稱為“士族”或“世族”。“士族”是指他們掌握儒學及文化知識，“世族”是指他們世代做官。東漢以後，“選士而論姓族閥閱”[1]，一批累世為官的世家大族開始形成。如弘農楊氏、汝南袁氏都是連續四代都有人擔任“三公”的大官。魏晉以後，地主階級中高門士族與寒門庶族的等級區別進一步確立。那時的政治，通常稱為“門閥政治”。
在門閥製度形成的過程中，曹丕建立魏國時推行的九品中正製起了重要作用；“九品”即士人分為九等，“中正”是評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擔任。因此，九品中正製成為士族地主鞏固其政治特權的有力工具。當時，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標準，所謂“計資定品”，就是以門資（門第的高卑）、官資（父祖的政治地位）作為決定品弟的依據。世家大族利用這一製度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形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2]的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
門閥士族除了政治上世代為官這一主要特權外，還有二種特權：一是經濟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屬、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賦役的特權，二是逍遙法外權。西晉王朝對士族犯罪每從寬惠，不論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標準。士族犯罪，按照“八議”[3]，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減刑或免刑，或者用金錢來贖罪。所以後來東晉熊遠說：“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4]
門閥製度形成以後，高門士族被認為是最高貴的特殊等級，他們被稱為“著姓”、“名族”（因曆世著名）、“望族”（負有名望）、“冠族”、“衣冠族”（家世衣冠）、“高門”、“盛門”、“士流”（先世有官位）、“郡望”、“郡姓”（世居某地為當地所仰望）、“右姓”（古代以右為上），等等。另外一些沒有特權的人便被稱為“庶族”、“次門”、“役門”、“後門”等。士、庶之間社會地位和身份完全不同，有不同戶籍，不能通婚，不同席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