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史學家是塔西佗。他生活在時間更晚一些的帝國初年。那是一個被後世稱為羅馬黃金時代的曆史時段，也是羅馬社會政治製度與社會習俗發生更劇烈變動的時代。和李維一樣，塔西佗懷念過去的生活，讚美純潔的共和時代。和李維含蓄的筆法不同的是，他對於弊政的批判要更為犀利。在他的筆下，暴君的殘暴和共和元老的奴顏婢膝皆惟妙惟肖，躍然紙上。如他寫暴君尼祿，自己導演了羅馬城中的大火，然後又站在城頭高誦荷馬史詩中特洛伊城失陷的篇章。如他寫君主對民眾的壓抑：即使是最開明的君主，也不希望自己的臣民自由得過分。如他刻畫那些阿諛奉承的官僚：這些人對於皇帝的行為，不管是光榮的還是不光榮的，照例是讚不絕口，這時在羅馬，執政官、元老和騎士都在爭先恐後地想當奴才；他需要控製自己的表情……他流淚時要帶著歡笑，哀悼時要帶著諂媚。再如，他這樣描寫當時的世風日下：世界的局麵改變了，深厚淳樸的羅馬古風業已蕩然無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經成為陳舊過時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希望著皇帝的敕令。我們現今難以想象，那些被他諷刺的羅馬權貴看到塔西佗的文字會有怎樣的感受，但我們可以通過近代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評價來體會塔西佗文字的力量，他說，塔西佗的書是“懲罰暴君的鞭子”。盡管塔西佗的描繪有時會誇張，但我們還是能從中體會到羅馬上層的政治與生活是多麼腐敗，而這種墮落不正是可以說明羅馬帝國緣何崩潰麼？
社會上層的腐化，像傳染病一樣迅速在羅馬社會蔓延，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淳樸節儉、無私公正的羅馬精神被拜金主義所取代。這不但在塔西佗的筆下有淋漓盡致的展現，在帝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也能發現這種社會風氣盛行的證據。一位羅馬劇作家為他的主人公寫下了這樣的內心獨白：世上最好的東西就是一個裝得滿滿的錢袋和錢所能買到的酒肉歌舞，我們全都是芸芸眾生而已，誰也免不了要見閻王的，所以，趁現在還活著，讓我們痛痛快快地活吧。對這種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公元1世紀的另一位作家深刻批判道：“愛金錢是一種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利欲是我們今日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病，如果讓財富的兒女長大成人，他們就很快地在我們心靈中產生那些殘酷的暴君：驕橫、枉法、無恥。這必然會發生的，於是人再也不向上了。再也不關心自己的名譽，生活的墮落在惡性循環中逐步完成，他們靈魂中的偉大品質開始衰退，凋萎而枯槁，因為他們隻重視必腐必朽的肉體，卻不珍惜不朽的靈魂的發展。”試想，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上到下所有的人都盯著自己的口袋，唯利是圖，還有誰去考慮集體的利益，國家的興亡和民族的前途？羅馬人依靠武力擴大了領地，掠奪了巨大的財富，但正是因為對這些財富的無度貪戀，而自甘墮落，自挖國基。
在奧古斯丁之後，羅馬帝國衰亡之謎依舊吸引著無數思想家。因為，羅馬帝國的衰落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龐大課題，也是一個具有極強的現實警示意義的課題。反思羅馬的衰亡，無疑會使明智者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曆史探究的實際價值也正體現如此。哲學家有言，每一個判斷都是曆史的判斷。尚未崛起的有誌民族都希望自己成為下一個崛起中的羅馬帝國，而已經發展起來的民族，又都期盼著自己能夠強盛不衰，永葆實力，絕不希望自己重蹈羅馬衰敗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