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軍厓山大捷後，於軍中設宴歡慶。張弘範遂勸說文天祥：“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文天祥說道：“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⑤張弘範見勸降不成，便派兵押解文天祥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十月初一，文天祥入大都，先被安置於館驛，館中鋪設華麗，他直坐到天明。元廷遂將他移交兵馬司，派兵士專事看守。原宋廷宰相留夢炎、遭貶而封為瀛國公的原宋帝趙等，先後奉元帝忽必烈之命前來勸降，均被拒絕。當時，忽必烈欲廣求江南人才，對文天祥頗為賞識，權臣阿合馬亦親至其住地問話，但文天祥毫不為之動心。丞相孛羅等於樞密院召見文天祥，欲使之行拜見之禮，而他隻以長揖為禮，且慷慨陳詞，毫不屈服。文天祥自關押於兵馬司獄中，對獄中陰暗潮濕、冬冷夏熱的艱苦環境，皆甘之如飴。其夫人歐陽氏及兩個女兒亦囚禁於大都，文天祥叮囑家人“歸之天命”，以示不降之意。文天祥在燕京度過三年的囚徒生活，忽必烈知道無法使他屈服，曾與宰相大臣們商議，將他釋放。後因有臣僚以文天祥於江西起兵抗元之事上言，而未能實現。
文天祥身陷獄中，然其詩句墨跡卻傳遍京城，被視之為珍寶。獄中看守的元軍官兵亦常請他講史。京城百姓多為其愛國忠君之心所感動。
元至元十九年（1282），河北中山府（今河北定縣）有人自稱“宋主”，聚兵千人，欲進擊大都，營救文天祥。而京城中亦有匿名信，稱將焚毀護城的葦草，率兩翼兵作亂。適逢元左丞相阿合馬遭人暗殺。忽必烈遂下令，撤去護城葦草，又將瀛國公趙及宋朝宗室遷往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召文天祥入宮，親自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勸降。文天祥言：“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⑥次日，文天祥於柴市（今北京東四北大街府學胡同，一說於今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慷慨就義，時年四十七歲。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
襄樊之戰
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1261），蒙古南征主帥忽必烈於蒙古汗蒙哥死後，即自鄂州（治今湖北武漢）率軍北返，奪得大汗位。遭圍困多日的鄂州隨即解圍。南宋權臣賈似道忌守將之功，於諸路推行“打算法”，欲以軍事時期支取官物為罪，排斥有功之將，為此遣官會計諸路邊費。於是大將趙葵、史之、杜庶皆以侵用官款，罷官征償。高達、曹世雄因不附和賈似道，亦遭忌恨，賈似道令京湖安撫製置使呂文德搜集其罪證，逼死曹世雄，罷免高達。潼川安撫副使劉整為此恐懼萬分，便秘密與蒙古軍聯係，願以瀘州（治今四川西昌）十五郡，以及三十萬戶歸降蒙古。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嶷遣其子劉元振前往瀘州接受劉整歸降。不久，蒙古即以劉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三年，呂文德率軍收複瀘州，劉整戰敗後領兵北上。
宋鹹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已擢升為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劉整向忽必烈上攻宋方略，建議南征當先攻取襄陽（今湖北襄樊），然後再乘船自漢水入長江，沿江而下，則可一舉滅宋。忽必烈從其計，下詔征調各路兵馬，命宿衛將軍、征南都元帥阿術與劉整積極策劃，準備集大兵攻取襄陽。
此前，劉整即向忽必烈獻策，先於襄陽周圍設置據點，以為攻取襄陽之依托。忽必烈遂遣使以玉帶賄賂呂文德，請求於襄陽城外設置榷場，以互市貿易。呂文德欣然同意。蒙古軍便於城外鹿門山築土牆，外通互市，內築壁壘，以扼守南北之援。呂文德對此起初並未覺察其意圖，及發覺則悔恨莫及。
宋鹹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令陝西五路、四川行省打造戰艦五百艘，交劉整用於攻取襄陽。阿術認為蒙古軍多為騎兵，若遇山水、寨柵，則不能馳騁作戰，故兵進襄陽非漢軍不可；因而建議再讓丞相史天澤率領漢軍南下，協同作戰。忽必烈隨即應允。令史天澤領漢軍與阿術一同進擊襄陽。阿術兵至襄陽，即駐兵於虎頭山（今湖北襄樊南），又置營帳於漢水東側的白河口。他巡視周圍地形，認為若於此修築堡壘，以斷宋軍糧運，則襄陽城即可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