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初重開貢舉之後，設科取士尤為嚴格。凡命士應舉，地方先以其名申報，同意後方可參加解試。及解試之際，須有什伍相保，且呈報“家狀”。家狀及試卷之首，須注明解試年號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隨意變更。考試前，知舉官先召什伍聯保詢問，如與家狀及卷首所署相同方準入試。凡就試，唯試詞賦者許持《切韻》、《玉篇》等書。若有換帶書籍者，及考場中“口相受授者”，發現後即逐出。凡諸州長吏舉送，必先查實其籍貫及其德行。鄉裏推舉，須有十人相保，如其中有人行為不端，則不能推舉。為避免知舉官徇私舞弊，下令禁止台閣近臣向知舉官推薦知己。
宋軍平定川蜀、荊湖之後，貢舉應試者大增。開寶三年（970），趙匡胤令“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嚐終場者，得一百六人”，皆賜予本科出身，稱為“特奏名”②。自此，“特奏名”便成為宋代科舉製中的重要內容，為破例之舉。
開寶五年（972），禮部進奏合格進士、諸科共二十八人，趙匡胤於講武殿親自召見他們，之後下詔放榜，而未及引試。次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共錄取十一人。然而其中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語無倫次，被趙匡胤廢黜。不久即有人以武濟川為李昉同鄉，上訴李昉“用情取舍”。趙匡胤遂令抄錄未及第者姓名，共三百六十人，皆令入朝召見。又於其中選擇一百九十五人，連同已及第者一起，於殿上發給紙筆，當場考詩賦。命殿中侍禦史李瑩等為考官，結果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予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並設宴款待。“殿試”遂由此而成為常製。開寶八年（975），趙匡胤親自策試進士，所排定名次與省試名次不同，自此，殿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而最終皆以殿試名次為準。
自開寶五年始，宋代科舉分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解試，又稱鄉貢，由地方官府考試舉人，而後將合格舉人貢送朝廷。解試有州試（又稱鄉試）、轉運司試（又稱漕試）、國子監試（又稱太學試）等數種，於秋季舉行。舉人經解試合格，由所在州、轉運司或國子監等依解額解送禮部，參加省試。省試於次年由尚書省禮部主持。省試合格者再由禮部奏名朝廷，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試，經殿試合格者，方可“登科”及第。
及宋太宗趙炅即位，又“興文教，抑武事”③，科舉取士甚為興旺。他十分重視科舉，曾對侍臣講：“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④太平興國三年（977），趙炅親自主持進士殿試，得一百零九人。二日後又主持諸科殿試，得二百人，並賜及第。後又察閱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皆賜出身。“九經”科有七人不中格，趙炅憫其老，特賜予同“三傳”出身。三年冬季，諸州舉人會集京師，適逢趙炅將親征北漢，遂罷當年科舉。自此，科舉考試無定期，間隔一年或兩年方行貢舉。
淳化三年（992），諸路貢士已達一萬七千餘人。然而於科舉考試時，有擊登聞鼓上訴校試不公者，而將作監丞陳彭年上疏，請求於殿試時，“糊名考校，以革其弊”⑤，即將寫於卷首的姓名、籍貫等內容粘糊密封，而另編號，使考官不知其姓名，以防舞弊。是年貢舉以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采用“糊名考校”之法，此遂成為科舉考試的固定方法之一，科舉考試日趨嚴密。
宋真宗趙恒即位後，於科舉取士中，推恩頗廣，是宋代少見的。然他又嚴格考試，以“糊名考校法”定製，規定凡試卷，先由封印院糊名送知舉官考定高下，再令封彌送覆考所，考畢然後參校得失。有不合格者，須至下場考試前再發落。趙恒告誡館閣、台省官員，如有人托情以求徇私者，必須上報，如隱匿不告者論罪。
景德四年（1007），宋廷詳定“考校進士程式”，送禮部貢院，頒行諸州，嚴格寓居他州應試者的審報程序。每年秋季將行解試前，由縣令及僚佐察訪應試者之行義，為其擔保，並上報州；州長貳官複審查核實，再上本路使者類試。如已擔保的應試者有行為不端者，則州縣長官皆坐罪。如參加省試而文理紕繆，則原考官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