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晏殊同期的詞人柳永是一位於宋代詞壇上頗具造詣的名家。他懷才不遇，仕途屢遭磨難，因失意無聊，而流連坊曲，與樂工、歌妓交往頗密。其筆下創造出大量易於上口歌唱的新樂府，稱作慢詞。慢詞與小令相比，屬繁音縟節的長調，易於表述及抒發情感。因柳永生活在社會中下層，接近市民階層，較深地了解市民的社會生活，故其詞作範圍能夠突破士大夫小庭深院的範疇，引向都市和街閭，從而極大地開拓了詞作的題材範圍，亦為宋詞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前途。柳永詞作追求詞語的通俗、淺顯及口語化，故為社會廣泛接受及歡迎。由此而使詞的歌唱日漸普及，成為雅俗共賞的文化娛樂形式，以至於“天下詠之”，柳永之詞廣為傳唱，“凡有井水之處即能歌‘柳詞’”①。柳永的詞作，僅傳世的《樂章集》即收錄二百餘首，其中慢詞長調即有一百餘首。其長調《望海潮》（東南形勝）、《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即描繪了都市生活和送別的場麵。柳永詞多為歌妓而作，抒發個人的得意與失意，仍未擺脫“詞為豔科”的束縛，而以相思、離別、宴飲、歡會、傷春、悲秋等為主要題材，詞風宛轉柔美，而被稱之為“婉約派”。同期的晏殊、歐陽修等人均屬這一派。這對後來的著名詞人李清照、周邦彥等人產生一定的影響。
為宋代詞壇注入清新之風的是蘇軾。他在柳永開創的慢詞長調的基礎上，更“以詩入詞”，一掃宋初以來詞作消沉、做作的風格，突破傳統的詞作題材，使詞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從而擴大詞作的意境，提高其品位，使詞的表現內容更為廣泛，山川景致、鄉間風光、懷古感舊等題材均可入詞。其代表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盡抒作者豪放之情，故為後人稱為“豪放派”，為宋代詞壇開創了一個新的天地。
蘇軾作詞，以寫意為主，寓情於景，常不受詞律所限，故後代多對此頗有微詞，以為他未恪守傳統詞法。盡管如此，其所創雄渾豪放之風，畢竟使宋代詞壇更為繁榮。但這一詞風在蘇軾之後並未得到繼承，其門人、著名詞家秦觀即摒棄豪放詞風，而承襲柳永遺風，然而詞品更高。其傳世有《淮海詩》，代表作《踏莎行》（霧失樓台）、《鵲橋仙》（纖雲弄巧）等，皆聲情並茂，語詞精細優美。其後，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亦繼承柳永“婉約派”的風格，而被認為是自秦觀之後的正宗“婉約派”。李清照早年生活平靜悠閑，其詞講究音韻、格律，以抒情為主。傳世之作如《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等，描寫女子深居閨中的寂寞和惜春的心情。宋靖康元年（1126），金軍南侵，宋廷一味投降求和。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先後逃往江南。趙明誠死後，李清照隻身飄泊流離，生活淒涼悲苦。她通過《聲聲慢》（尋尋覓覓）等詞作，反映當時沉重的民族災難，對喪權誤國的昏君奸臣給予鞭笞。以傳統詞風，抒發愛國情懷，使“婉約派”詩作有了較高的意境。然而李清照詞仍以反映個人孤苦淒涼的處境為主，有濃厚的傷感之情，這便是“婉約派”詩風的顯著標誌和重要特征。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宋欽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置國家危難於不顧，奢靡淫逸，竭力粉飾太平，“豐亨豫大”，醉生夢死。這一風氣亦影響到一代詞風，周邦彥即是著名的代表人物。周邦彥曾任大晟令，職掌音律，故精通詞律，自度詞曲。他最突出的成績是對格律的完善，及對音律和章法的貢獻，是宋詞“格律派”的代表人物。但其詞作內容多取材於宮廷，屬豔詞之風，且感情貧乏，缺乏激情。
南宋初年，麵臨著金軍咄咄逼人的攻勢，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社會動蕩不安。愛國將士及百姓於朝野上下，形成一股強烈的抗金浪潮，愛國激情亦猛烈衝擊詞壇，故湧現出一批具有濃厚愛國主義情感的詞人和詞作。其中尤以抗金名將嶽飛的《滿江紅》為代表，其悲壯豪邁的風格，對宋代詞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自此，宋詞的思想性益發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