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本《魯迅與北京風土》原是在偶然的機會下動筆寫的，後來在師友們的鼓動、督促和幫助下，居然積稿漸多，得以成書。昔人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寫的這些東西，雖然算不得什麼文章，而方寸之中，也總是甘苦自知了。回想幾十年前，就學習著東塗西抹，寫點東西，但後來時輟時續，始終也沒有寫成個氣候，所謂“少不如人今已老”，藏拙尚且不暇，怎麼還敢談寫東西呢？這也隻能說是積習難除吧。但從另一方麵說，在寫的過程中，也讀了不少的書，首先是讀了不少魯迅先生的著作，對於魯迅先生偉大形象的仰慕，從思想感情上說更為親切了。也讀了不少有關北京風土的書，對於這座從小喝她水長大的、無時不在思念著的曆史名城、偉大首都的所知，也更加紮實一些了。這對我說來，都是非常可喜的。古人說：“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自問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凡人，古人這種堅韌的精神，是不敢仰望的。隻是想，生也有涯，時間是個常數，總是做點什麼才好。不然，豈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了嗎？
早在三年多以前吧，有一次遇到唐雲旌先生，他編了一輩子報紙，見人就想約稿。那時他雖滄桑而後，在家閑居了，見麵互致殷勤之後，感慨欷歔之餘，三句話不離本行，又談起稿件的事來。其實《大公報》陳凡先生正托他拉稿，他便又慫恿我寫東西。我感到有些怯於重新執筆了，這不僅因為多年不寫，筆墨荒疏；而且也感到沒有什麼東西好寫，或者說不知寫什麼好，但他還一再鼓舞我，我不免也有些心動了。但是寫什麼好呢？其時我正在細讀《魯迅日記》，尤其是上冊，先生遊蹤所到，都是我極為熟悉的地方，先生來往的朋友、學生，不少都是我的老師，不但過去非常熟，有些位前些年仍然健在，還時有過從；有些位今天仍然健在，仍時通函劄，因之就更感到無比親切，似乎先生的音容笑貌，時時展現在我的麵前；有時真似乎我又在琉璃廠街上，在菜市口轉角上，看見先生走進什麼清秘閣、翰文齋……或看見先生坐著洋車由半截胡同出來，呂二高喊著“北去”，車子轉彎向順治門方向而去，先生上班去了……這些仰慕先生的具體的、真切的意境，促使我先寫了本書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魯迅與琉璃廠的部分，在書中的篇名叫做《廠肆誌略》。不過我寫的和前人所寫，如著名的李南澗的《琉璃廠書肆記》是有所不同的。我是以《魯迅日記》中所記為綱而寫成的。是想寫下魯迅先生在琉璃廠訪書、訪碑時的形象；寫下魯迅先生訪書、訪碑時的琉璃廠氣氛。曲水流觴，永和勝跡，千載之後，還使人想象不已，幾十年前，魯迅先生經常去的琉璃廠，難道不應該留下一點文字記載嗎？難道不應該使後人想象一下先生當年在琉璃廠徜徉時的情景嗎？我是抱著這樣的感情和心願寫作的。這樣我越寫越感到感情親切，覺得似乎有說不完的話，這樣便連續寫出了廠甸、飯館、名勝、生活等章節。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我隻是抱著仰慕魯迅先生的心情，寫一些專門家認為微不足道的瑣事而已。
魯迅先生收在《華蓋集續編》中的《馬上支日記》，那是當時特地寫給報紙編輯發表的日記，至於現在發行的兩厚本《魯迅日記》，先生生前自是沒有發表的。在《馬上支日記》的序中說：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的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麵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麵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這是五十五年前先生對日記和自己的日記的最精慮的說明，惟其是“給自己看的”，所以不加文飾，所以簡潔，所以更真，更感到親切。至於說我所以能根據先生的日記，寫出一些有關北京風土的文字，也是因為一個“真”字，意在存真而已，自然也並非是擺著空架子做什麼《內感篇》外冒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