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還有一種將盾與鉤複合而成的兩用兵器，名鉤鑲。《墨子·魯問》說公輸般作鉤拒，“退者鉤之，進者拒之”，此物就是鉤鑲。河南鶴壁出土的漢代鐵鉤鑲，全長61.5厘米，與小盾的長度相仿。它有上下兩鉤，釘在中間的盾體上。背麵有握，以供把持。河北定縣漢代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鐵鉤鑲上且有錯金花紋，可見對它的重視。鉤鑲能兼起鉤、推的雙重作用。其中部所裝小盾可抵禦敵刃，而鉤則可以鉤束敵方武器，以利己刃殺出。所以鉤鑲常和環首刀配合使用。江蘇銅山漢畫像石中的格鬥場麵：使用鉤鑲者一手將對方的長兵鉤住，另一手則揮刀砍去，使他那持戟的對手完全陷於被動的境地。直到晉代仍使用鉤鑲，江蘇鎮江東晉隆安二年（398年）墓所出畫像磚上，還有一手執鉤鑲、一手執刀的獸首人像。然而再往後，這種武器就很少見到了。
在古代戰爭中披甲比持盾的防護作用當然要周密得多。商代起初用的是皮甲，較原始之整片的皮甲曾在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中出過。由於這種類型的甲穿用不便，後來遂將皮革裁成甲片，再編綴成型。湖南長沙瀏城橋等地的春秋墓中出過皮甲片，但均未能複原。目前已複原之最早的皮甲出土於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由身甲、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組成。其甲袖用活動編綴法編成，袖筒可以伸縮。這裏出的皮胄也用甲片編成。中有脊梁，下有垂緣護頸。商周是青銅時代，但從未發現過商代的銅甲，然而卻出土了許多商代的銅胄，僅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中就出土了一百四十頂以上。皆為範鑄，胄頂有銅管，可插纓飾。正麵多鑄出獸麵紋。但也有在胄的兩側鑄出兩朵大渦旋紋，當中實以龍紋的。其式樣很典型，位置很特殊，似乎有以龍當作紋章的用意。除了安陽的商代銅胄外，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也出銅胄，頂部有網紋長脊，胄麵光素。此外在內蒙古、東北等地也曾發現銅胄，多為東周時東胡族的遺物。至西周時則不僅有銅胄，也有銅甲。陝西西安普渡村西周墓中出土一襲由四十二片銅甲片編成的甲，複原後呈長方形，僅掩前身，如同兩當甲的前片。山東膠縣西庵西周車馬坑中出土的銅甲飾，應是釘綴在皮甲上的，主要起裝飾作用。及至戰國晚期，鐵甲在文獻和實物中均已出現。《呂氏春秋·貴卒》提到“鐵甲”。燕下都44號墓出土了用八十九片鐵甲片編成的鐵兜鍪，現已複原。燕下都13、21、22號遺址還曾出土同類型的散落的鐵甲片。為了與皮甲相區別，鐵甲也被稱作鎧。《周禮·司甲》鄭玄注：“古用革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秦代鐵甲的實物未見，隻在始皇陵兵馬俑坑中發現了眾多甲士俑。從形製上看，陶俑所披之甲有的仿皮甲，有的或仿金屬甲。由於兵馬俑坑中出土的鐵器極少，陶俑身上的甲是否有些是模仿鐵甲，很不容易斷定。但甲的形製卻值得注意。這裏的軍吏甲僅有前片，用帶子在背後交叉係結。騎士甲前後身相連，後身稍短，均以長方形甲片編成，無披膊。將軍甲的前身為一整片，胸部光素，腰以下綴甲片，下擺拖出尖角。後身較短，僅在腰部綴甲片，後背的上部與披膊均未綴甲片。將軍甲的防護部位並不特別周到，或與其負責指揮運籌，無須經常冒白刃、衝矢石有關。禦者甲的甲身較長，且在頸部增加高起的“盆領”。左右兩肩的披膊向下延伸至腕部，其前還接出由三枚甲片構成的舌形護手。可見駕戰車的禦者經常處在戰場的最前沿。
漢代的鐵甲又名玄甲。《漢書·霍去病傳》說他“元符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鹹陽楊家灣西漢大墓陪葬坑所出陶甲士俑，所代表的或即送葬的軍陣。除了這種場合外，漢代人也以“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班固《封燕然山銘》）之類話，描寫軍容之威武；可見鐵甲是漢代軍隊最精良的防護裝具。整領的鐵甲，在臨淄齊王墓陪葬坑、廣州南越王墓、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墓、洛陽西郊3023號墓、內蒙古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窖藏、西安漢城武庫遺址等處均曾出土。至於零星甲片，各地出土的亦為數不少。漢代的鐵甲片有大有小。大型甲片作圓角長條形，長約25厘米，有類一枚簡劄，故稱為甲劄；用它編成的甲則叫劄甲。小型甲片下緣平直，近匙頭形，長度一般不超過3厘米。用它編成的甲，甲片排列緊密，有如魚鱗，故稱魚鱗甲。編甲時，大致是先橫編後縱聯。橫編時是從中心一片向左、右編綴；縱聯時則由上向下。所以鎧甲片一般是上排壓下排，前片壓後片。根據部位的不同，又有兩種編法。一般部位是縱橫都固定編綴；但在特殊部位，如肩部、腰胯等處需要活動，則采用活絡編綴。即將編甲的繩絛留有可供上下活動的長度，使甲片可上下推移，伸縮自如。總之，甲片的編綴方法是簡單而有規律的，這是出於作戰的需要。如編綴技法過分複雜，戰爭中如有損壞，則難以及時修複。漢代披甲的武士的形象，也以鹹陽楊家灣甲士俑反映得最具體。這裏有兩種式樣的鎧甲：一種用長方形的劄甲編成，大抵僅有胸背甲，叫兩當甲。另一種為魚鱗甲（腰、肩等部位仍用劄甲片以活絡法編綴）。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的魚鱗甲，共用甲片二千八百五十九片。山東臨淄齊王墓的魚鱗甲，共用甲片二千二百四十四片。劄甲的甲片就少得多了。廣州南越王墓的劄甲，僅用七百零九片。上述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禦者之甲，僅用三百二十三片。齊王墓出的甲片上並飾以金銀薄片。
南北朝時馬鐙已經普及，為重裝騎兵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時在鮮卑族統治的中國北部，出現了以配備兩橋垂直鞍、硬質箕形障泥、滿綴銅鈴或杏葉的網狀帶為特征的一套馬具。這套馬具雖然有點笨重，但滿雄壯。再披上馬甲即具裝，騎上著兩當甲的武士，更大有所向披靡的氣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與劉宋大戰，宋軍失敗，六州殘破。《宋書·索虜傳》總結這一戰役時說：“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南朝的步兵當然敵不過鮮卑重裝騎兵。而北魏的兩當甲和具裝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亦不應小覷。
南北朝時期還曾對兩當甲加以改進，將胸部的小甲片化零為整，變成兩個大整片。由於是整片，閃閃發光，遂稱之為“明光甲”。唐代多用這種甲。而且在胸甲上增益紋飾，將束甲的絛繩也加以美化，肩上有披膊，腰下垂鶻尾、膝裙。鶻尾用於掩蓋襠部，膝裙護大腿。下縛吊腿，護小腿。兜鍪一般有翻卷的護耳，頸部有頓項。除胸甲外，其他部分仍以甲片編綴而成。不過應當注意的是，在唐代的三彩陶俑和佛教雕塑中，經常可以看到身著華麗的甲胄者，他們在披膊上裝吞肩獸頭，兜鍪上飾展翅鵬鳥，怪異之處，不一而足。但他們的身分多為“護法神將”、“降魔天王”之類，其裝飾物不起防護作用，和唐代軍人實戰用的甲胄不盡相同。
宋代甲胄與《武經總要》中的圖示大體相合。不過宋代軍人特別是士兵經常戴笠子。笠子源於唐代的席帽。席帽是用席做的鬥笠，宋代改用布、氈或皮革製作。《東京夢華錄》稱：“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子。”四川彭山宋·虞公著墓中的石刻甲士，戴笠式胄，胄下有頓項。身甲較長，雙肩覆披膊。圍捍腰。當更接近實戰的裝束。山東郯城出土的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笠式銅胄，正可與彭山石刻畫相對照。
遼代的甲與唐時區別不大，他們的圓錐形胄卻為前代所不見，元代也用這種胄。它們和歐洲中世紀的諾曼式頭盔頗相近。元代圓錐形胄上的短帽簷及長眉庇也帶有外來的成分。此外，元代甲士也有戴接近宋式的笠式胄的。
明代兵勇多戴紅笠軍帽，也有戴紮巾的。甲多為布麵內襯鐵片，大體與元代相似。胄基本上是圓錐形的，如常見的“八瓣帽兒盔”。但有的相當高大，頂上有軸管以插翎羽，通體有如尖塔。有些盔上還插小旗。正德年間，“紅笠之上綴以靛染天鵝翎以為貴飾，貴者飄三英，次者二英”（《明史·輿服誌》）。
清代的盔在頂部加的裝飾更多，其插貂尾、獺尾的做法為前代所無。
最後談談火器。
黑火藥是硝石（75%）、硫黃（10%）、木炭（15%）三者之粉末狀的混合物，而硝石和硫黃正是煉丹術中常用的材料。由於此二物藥性甚猛，煉丹家又對他們進行“伏火”。就是將硝石、硫黃與炭化的皂角等物放在一起加熱，如混合物“成油入火不動者，即伏火矣”（《真元妙道要略》）。這個危險的試驗一不小心就會引起劇烈的燃燒。最後乃導致火藥的發明。此過程應完成於7世紀。
火藥被發明出來以後，將火藥包用拋石機發射出去，就是原始的火炮。唐哀帝天祐年間（904年），十國中吳的軍隊圍攻豫章（今南昌）時，“發機飛火”，燒了龍沙門（見宋·路振《九國誌》）。許洞在《虎鈐經》中解釋說：“飛火者，謂火炮、火箭之類也。”1000年，唐福獻所製火箭、火球、火蒺藜給宋朝朝廷。1002年石普製火毬、火箭，宋真宗曾讓他當眾做了表演。1044年編成的《武經總要》中記載了多種火藥兵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攻汴梁，李綱在守城時用霹靂炮擊退了敵人。但這些戰例用的都是拋火藥包的方法。紹興二年（1132年）李橫亂軍進犯德安（湖北安陸），守城的知府陳規“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宋·湯《德安守禦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狀火器。但這種“竹竿火槍”隻能噴火而不能射出子彈。這時即便是將火藥裝入容器，也不過是陶瓶之類，爆炸的威力有限。13世紀發明了鐵炮彈。宋·趙與《辛巳泣蘄錄》記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人攻蘄州（湖北蘄春）時用的炮彈，作“匏狀而口小，用生鐵鑄成，厚有二寸”。鐵殼強度高，殼內氣體壓力大，爆炸力更強。開慶元年（1259年），壽春府（安徽壽縣）“又造突火槍，以巨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宋史·兵誌》）。突火槍能發射子窠，雖然仍是竹筒，但比陳規的竹竿火槍又前進了一大步。北方的金國也在1232年使用過能射鐵滓、磁末的“飛火槍”，不過其槍管是紙筒（《金史·蒲察官奴傳》）。拿它和突火槍相較，孰優孰劣，很難判斷。後來蒙古軍隊從金人和宋人那裏學會了使用和製作火器的技術。1274年元軍渡江進攻南宋時，曾使用過一種可以燃放的火炮（《新元史·伯顏傳》又《張君佐傳》）。1287年元王朝平定乃顏叛亂時，使用過火力更強的炮（《元史·李庭傳》）。這種炮有可能是一種金屬管狀火器。在這次戰爭的戰場之一，黑龍江阿城縣阿什河邊半拉城子出土的形製原始的銅銃，雖無銘文，但有可能就是平定乃顏之戰留下的遺物，它的年代或不晚於13世紀末。這一判斷雖不能完全確定，但近年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發現的銅銃上有八思巴文“大德二年（1298年）”銘記，正鑄造於這一時期，應為目前世界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一門銅火炮。它比原來排位領先的至順三年（1332年）銃（國家博物館藏）還早三十四年。
15世紀中葉開始，歐洲的火炮製造技術迅速發展，歐洲火器也傳入我國，影響較大的有佛郎機銃，鳥銃和紅夷炮。這裏說的佛郎機指葡萄牙。1517年葡萄牙商人到廣東通商，1521年左右白沙巡檢何儒買了他們的銃。佛郎機銃是一種帶子銃的後裝火銃。子銃填藥後放進母銃中發射。這種銃由於子銃裝藥量小，母銃口徑不大，威力有限。鳥銃是明代對火繩槍和燧發槍的統稱。鳥銃的槍管較長，口徑較小，發射圓鉛彈，射程較遠。並設有準星和照門，可以瞄準後再發射。但發射時要經過裝藥、搗實、裝鉛彈、搗實鉛彈、開火門蓋、下引火藥等一係列程序。所以作戰時要分組輪流裝填舉放。鳥銃傳入後經我國仿製改進，性能有所提高，成為裝備明清軍隊的主要輕型火器之一。紅夷炮於明末引入我國。天啟元年（1621年）、二年（1622年）明朝先後從澳門買了這種大炮，為葡人從在澳門附近擱淺的英艦上拆下的，是英國在16世紀後期生產的大型前裝滑膛炮。這種炮口徑大、管壁厚、管身長，是當時火力最強的炮。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攻打寧遠（遼寧興城），被袁崇煥用紅夷炮擊傷，終於不治。當時明與後金都大力仿造這種炮，並給予各種“將軍”的封號。過去在故宮端門和午門之間擺著兩尊這種炮。炮上刻的文字和鑄的圖案已模糊不清。根據此炮未剝蝕前的舊拓片，文為“天啟二年總督兩廣軍門胡題解紅夷鐵銃二十二門”，證明它們就是最初引進的那批炮的實物。清人諱“夷”，改稱“紅衣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