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歲末，劉文典（1889-1958）出獄不久，即前往蘇州拜訪恩師章太炎，後者抱病接見，這是很高的禮遇了。兩位以清狂高傲著稱的學者要惺惺相惜並不容易。章太炎是海內文章之伯，天下學問之雄，他絕對不會放低身架去敷衍一名庸常的弟子。臨別前，章太炎欣然命筆，為劉文典題寫一聯：“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嵇中散就是嵇康，三國魏末的詩人和音樂家，曹魏宗室的女婿，對司馬氏政治集團抱有惡感，堅持不合作態度。他崇尚老莊，喜言養生服食之事，富於正義感和反抗性，“非湯武而薄周孔”，對封建禮教視之蔑如。嵇康的養生觀是“任自然以托身”、“無措是非”、“神形相親”、“與萬物和”。章太炎說“未羨”，是因為嵇康知行脫節，過於逼近險惡的政治漩渦，挑戰邪惡統治者的神經高壓線，結果死於非命。禰衡字正平，東漢末期的文學新銳，他全裸出鏡，擊鼓罵曹，堪稱古代行為藝術的巔峰之作，因此狂名播九州，成為史上疾惡如仇的頭號典範。章太炎以禰正平比作劉文典，頗有孔融推許禰衡之意。
禰衡罵曹操是“奸賊”，不久就踏上了黃泉路，直接殺害他的盡管是劉表的大將黃祖，那也是曹操耍了借刀殺人的心計。劉文典罵蔣介石為“新軍閥”，居然寄頭於頸，博得幸運女神的眷顧，總讓人捏一把冷汗。畢竟時代不同了，草菅名士的血腥妖氛已有所淡薄。
一、罵蔣介石為“新軍閥”
1928年11月，安徽大學爆發學潮。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身份親臨安慶，施行彈壓，他專門召見相關人員，痛加訓斥，指出這次學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自然首當其衝。可是他並不知“罪”，見到蔣介石，隻稱“先生”，不稱“主席”，掃了對方的顏麵。更出格的事情還在後頭，蔣介石寒著臉要劉文典交出那些學生領袖的名單，必須對罷課分子嚴懲不貸。劉文典卻不肯配合，根本不買賬，還將蔣介石頂上南牆：“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針尖對上了麥芒，誰也不肯讓誰半個身位。於是蔣介石惡狠狠地質問道：“你革命不革命？”劉文典相唇相譏：“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還不知道你在哪裏！”蔣介石被徹底激怒，當眾拍桌，聲色俱厲地大罵：“你是學閥！”劉文典素來恃才不羈，有布衣傲王侯、士可殺不可辱的倔強勁頭，他橫眉冷對，瞋目欲裂，憤然回擊道：“你是新軍閥！”蔣介石乃赳赳武夫，手握槍杆子，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豈容手握筆杆子的文弱書生當麵頂撞，挑釁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殺氣騰騰，他不僅狠狠地摑了劉文典兩記耳光，還以“治學不嚴”的罪名將這位名士關進監獄，並且發出死亡威脅。劉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國學界和新聞界並非萬馬齊喑，“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呼聲隨之而起，安徽學生運動也有餘燼複燃之勢，蔡元培出麵力保這位早期同盟會員，陳立夫也從中斡旋，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這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劉文典。
有人從蔣介石的日記中扒出他在學者麵前遭遇的兩次“最大的橫逆”，時間上相隔整整三十年，兩位冤家對頭則都是安徽人。第一次是在1928年，他被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當眾頂在南牆上，這位革命領袖淪為“新軍閥”；第二次是在1958年，他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當眾頂在南牆上，幾句政治高調淪為大笑柄。這兩位安徽人的骨頭一點也不比那位浙江人軟。
蔣介石發力很猛，那兩記耳光夠響亮，劉文典出言不遜，那一句反擊夠堅決。蔣介石的偶然發飆成就了狂士劉文典的一世英名，正與曹操的必然耍狠成就了狂士禰衡的千古流芳一樣。相比而言，禰衡付出了年輕的生命，劉文典吃受了響亮的耳光，毛算一下，前者成名的代價明顯要高昂得多。人有無妄之禍，亦有無妄之福，劉文典吉人天相，轉禍為福，這是禰衡望塵莫及的。
二、為莊子跑警報
當然，話得說回來，倘若劉文典的學問不入流，蔣介石再怎麼發飆也幫襯不了他。《淮南鴻烈集解》是劉文典的首項學術成果，用力久而勤，取法嚴而慎，胡適為此書作序，稱道它“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最精嚴有法”。劉文典將《淮南子》這部久被忽略和誤讀的古書刮垢磨光了，令學術界為之一驚，他的聲譽和地位也因此確立。劉文典的獨門絕學是《莊子》研究，他在大學裏開設這門課程，起頭兒貌似謙虛，實則清狂：“《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這樣藏著掖著講話不過癮，終於他還是忍不住，放出大話來：“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隻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是劉文典。至於那半個嘛……還不曉得是誰。”陳寅恪為劉文典的《莊子補正》作序，道是：“先生之作，可謂天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莊子補正》成書於1939年，學術界至今允為傑構。除此之外，劉文典還研究《昭明文選》和杜甫的詩歌，偶涉日文翻譯，亦堪稱個中高手。他曾經頂著壓力、硬著頭皮翻譯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告全日本國民書》，以求使當局和民眾知己知彼。此書出版後，影響很大，許多中國人因此擦亮眼睛，加深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
校勘古籍講求字字皆有來曆，劉文典出書，校對從不假借他人之手。他致信胡適，坦誠相告：“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裏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係於今日之校對也。”他征引古人的注釋，特別強調查證原文，避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
誠然，狂傲者若無充足的底氣，最多也隻能浪得虛名，但淪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實學，他發作起來，別人未必舒服，但也隻能忍氣吞聲。劉文典目高於頂，並非眼中無人，他早年師從國學大家劉師培，精研《說文解字》和《文選》，對前輩學問家章太炎和同輩學問家陳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敬畏，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學者多乎哉不多也。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劉文典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寅恪的萬分之一，還告訴學生：“我對陳先生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敬佩。”他宣稱，西南聯大總共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一個，馮友蘭一個，他和唐蘭各算半個。試想，西南聯大差不多集結了全國的學界精英，他自鳴得意的“三個教授論”會得罪多少同行？劉文典最看不起從事新文學創作的詩人、小說家，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巴金、朱自清和沈從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過秤——沒斤沒兩的。
當年，空襲警報一響，教師和學生就要趕緊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為“跑警報”。炸彈的厲害人人皆知，跑警報時個個爭先，都隻恨爹媽生的腿短，哪顧得上什麼斯文氣象？有一回，劉文典慌不擇路，冷不丁發現“山民”沈從文的腳力極佳，倏忽間就如脫兔般搶到前麵，成了領跑隊員，他立刻麵露不悅之色，對身邊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警報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1943年7月，沈從文晉升為西南聯大中文係教授，劉文典內心更加不平，他忿然作色，當眾吼吼有聲：“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沈從文講授語體文寫作，在劉文典看來，簡直就是小兒科，難登大雅之堂。
沈從文天性謙和，克己忍讓，劉文典的輕侮之詞使他心裏堵得慌，但他並沒有抗辯的意思。沈從文的姨妹張充和對業師劉文典（讀北大時，她上過劉文典的古典文學課）的看法與眾不同，她認為，劉文典強烈的主觀判斷中並無惡意，愛說俏皮話，隻不過圖嘴巴快活。實際上，劉文典的骨子裏除了狂妄，還有自卑，他對自己都看不順眼，何況他人，跟他在這件事情上較真，實無必要。然而聞一多是火烈的詩人性子，喜歡為朋友抱打不平，他絕對咽不下這口鳥氣。
三、“二雲居士”
1943年春，劉文典受普洱大鹽商張希孟之邀，為張母撰寫墓誌銘。當地士紳還玩出一個大忽悠：普洱素有“瘴鄉”之號，世人心存畏懼，不肯前往。他們請劉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幾篇遊記，說明“瘴氣”並非水土空氣中含有毒質，隻不過是瘧蚊作祟罷了，現代醫學完全可以預防。如此一來，消除了“瘴鄉”之名，其他學者方肯前來，地方財源亦可得開發。劉文典沒想那麼多，他隻圖求一大筆酬金和十兩上好的“雲土”，也不向時任清華大學中文係主任聞一多打聲招呼，就擅自曠教半年，這可是玩忽職守。當時，算上滯留香港未歸的陳寅恪，聯大中文係僅有教授七名，本已捉襟見肘，不敷所用，劉文典這樣撅屁股走了，他撂下的挑子勢必會加重其他人的負擔。何況他圖謀私財和煙土不告而行，名義不夠堂正，校規亦遭踐踏。於是聞一多征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支持和同意，以譏諷的言詞（“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寫信通知劉文典正式收回聯大寄發給他的聘書，就這樣兵不血刃，將這位名教授掃地出門。聯大中文係教授王力等人曾為劉文典求情，力陳老先生從北平輾轉南來，寧死不做漢奸，愛國之心不後於人。聞一多對劉文典鄙夷不屑，務為驅除，這樣的說詞隻會火上添油，他怒形於色地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狂瀾轟然已倒，劉文典縱然放低身架，答應雨季之後回校授課，下一學年增加課時以為彌補，也扭轉不了既成事實。他走的最後一步棋是給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寫信，為自己的曠教行為作出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