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夢，自然是紅樓夢最能養人，一眾紅學家全靠曹雪芹的這部小說糊口。劉文典原本不是紅樓中人，隻因他聽了吳宓的《紅樓夢》講座，不表同意的地方居多，於是靈機一動，也客串一回紅學家，開個講座，唱唱對台戲。劉文典的號召力不小，教室裝不下太多的聽眾，聯大的廣場就成了他的講壇。一支蠟燭，一副桌椅，寒磣了點，學生席地而坐，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又何嚐不是戰時作風。劉文典身著長衫（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款款入座，女生斟上香茗，他滿飲一杯。前戲做足了，他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頓地念出開場白：“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講過！今天跟你們講四個字就夠！”太牛了，一部《紅樓夢》，居然四字以蔽之。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講解用上了音韻學。“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一副題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就屬意薛寶釵了。”此說一出，下麵立刻“哦”的一聲，眾人仿佛醍醐灌頂，全開了竅，《紅樓夢》的主旨迎刃而解，要義也昭然若揭。
名師必有高徒，劉文典的得意門生是陶光，若論請教之勤，待師之敬，陶光的表現絕對是劉文典的其他弟子所遠遠不及的。但有一段時間陶光因故未去師門走動，不免愧疚於心，他深知劉文典的脾氣，不賠禮道歉恐怕難以過關。然而事情比陶光料想的更嚴重，劉文典見陶光登門請安，也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臉就是一頓臭罵，“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難聽得很。陶光先是忍耐，但被尊師當成庸奴辱罵，著實難堪，臉色就漸漸陰沉下來，眼睛裏也冒出了憤怒的火苗。劉文典掌控局麵的能力極強，他瞅準火候，用力拍桌大吼：“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他的口氣至此硬極而軟，倒有些可憐的成分。陶光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恩師竟把自己當成“吹牛本錢”，期望之殷溢於言表，內心不禁大受感動。他攙扶恩師坐下，又是沏茶，又是捶背，一麵解釋，一麵道歉，這場誤會當即冰釋無形，兩人和好如初，師生感情突破了瓶頸。後來，劉文典出新著，特意讓陶光題簽。古有將相和，今有師生和，同為美談佳話。
在西南聯大時，李埏曾向劉文典借閱《唐三藏法師傳》，開卷即可見此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布滿批注，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劉文典的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歎為觀止。有趣的是，李埏還在書頁中發現了一張劉文典用毛筆勾畫的老鼠，好奇心慫恿他提出問題，請恩師解釋緣由。劉文典聞言，樂不可支，敘說他在鄉下讀書時的情形，沒電照明的地方，點的是一盞香油燈，燈芯上的殘油滴在銅盤上。某天深夜，他在燈下讀書，一隻細瘦的老鼠忽然爬上銅盤，明目張膽地吮吃香油。他本準備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吃油是在討生活，他讀書也是在討生活，彼此相憐才對，何苦相殘呢？於是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他立刻抓起毛筆，信手勾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頁中，以資紀念。若非善良的人，絕不可能推仁及物。李埏聽完恩師的這番話，不由得感慨係之：“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當然，與劉文典相關的負麵傳聞也是有的，而且相當邪乎，比如下麵這則謠言就令人傻眼：在西南聯大教授中，劉文典批試卷最“高明”，因為別人都用手批，他卻用腳批。具體的做法是：他把試卷碼成一摞，然後躺臥在煙榻上，吞雲吐霧，盡興之時，就一腳踢去，踢到最遠處的那份試卷得分最高。“踢試卷”的說法是誰捏造的？這個已不可考，但用心不良，則是斷無疑問的。好在謠言止於智者，沒誰真肯相信它。
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辦好了一家三口的機票，聯係好了美國的大學，想幫助他換個新環境。對於胡適的好意，劉文典敬謝不敏，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他久已遠離政治紛爭的漩渦，隻是出於樸素的愛國之情留下未走。他沒有力氣再折騰了，眼看把亂世挺到了盡頭，他隻想過過太平日子。當時，許多學人都是抱著這樣的想法留在大陸。
六、虛晃一槍和身中數“彈”
20世紀初，劉文典留學日本，與周樹人（那時還不叫魯迅）有過交集，兩人都是章太炎的邊緣弟子，友情並不深篤。1928年，劉文典頂撞蔣介石而遭受牢獄之災，險些墜落到鬼門關，魯迅激於義憤，撰寫雜文《知難行難》去聲援他，算是兩人走得最近的一回。在西南聯大，劉文典常常要亮出恩師章太炎這張王牌，順帶也就不免談及往昔的同窗，提到魯迅時，他豎起小拇指，沒作褒貶。聽課的學生見慣了他的招術，對此一笑置之，竟無人探詢他的真意。十多年後，這個疏忽居然有了彌補的機會，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鋒越切越深，有人舊事重提，質問劉文典：“你用小拇指汙辱魯迅的險惡用心何在？”劉文典受到如此嚴厲的指控，並不慌張，他解釋：“用小指比魯迅，確有其事，那不是貶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國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在同窗中最年輕有為，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你誤解我了。你尊敬魯迅，要好好學習魯迅的著作。”這樣牽強的辨解居然順利過關，就沒人掐指算算，魯迅比劉文典大八歲，比錢玄同大六歲，比黃侃大五歲，“同窗中最年輕”的說法怎能成立？劉文典逃過一劫，豎小指比喻魯迅的正解也就成為了一個無解的啞謎，讓考據家傷透了腦筋。依我看，貶義要占百分之九十，否則他應該更能自圓其說才對，劉文典自稱為“狸豆鳥”，從不短缺急智和狡智，何曾弄得這般黔驢技窮，靠扯白來圓謊呢？
建國後，劉文典在雲南大學生活得如何？這個問題不難找到答案。起初，他與雲大確實有過短暫的“蜜月期”，這位學術界的斫輪高手毫無爭議地成為了雲南省唯一的文科一級教授。他保護過學生運動領袖，曾跟蔣介石當麵叫板，還吃受了後者的兩記耳光，這無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資本。在全校大會上，劉文典宣稱要戒脫鴉片癮：“由反動派統治的舊社會逼人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他還歡天喜地當眾宣告：“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蜜月期總是一晃而過。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劉文典被雲大中文係師生當成“公靶”，係主任劉堯民逮住劉文典的兩首舊體詩上綱上線，令劉文典大為不快，竟為此與中文係鬧掰，轉去曆史係“掛單”。
1957年，反右伊始，劉文典隻被雲大黨委內定為“中右”，大有網開一麵的意思。翌年，風聲漸緊，形勢劇變，大破資產階級法權，動真格的。劉文典被確定為雲大師生要重點攻克的“兩大堡壘”之一（另一座“堡壘”是曆史係教授方國瑜）。在批判會上，劉文典仍有意調侃眾人：“我這個權威是你們捧出來的，在我麵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誰敢教杜詩？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這樣多薪水。”他意猶未盡，似乎仍嫌表達不充分，又接著說：“劉文典之所以成為劉文典，就是因為我這一套。把它破了，我還能成為劉文典？”堡壘既已被革命群眾鎖定，不攻克它是不行的。劉文典被大會小會折騰煩了，就作了個違心的檢查：“我是極端個人主義。初燒時，我認為自己是個大財主，倉庫裏東西很多，再燒就覺得燒空了，空虛得很。”“我與張為騏（劉文典的得意門生，雲大中文係教授）有共同語言，我也看佛經，我說信仰自由是憲法規定的，抬出憲法來就不對了。”“我悲觀厭世，但我不自殺。我就一種自殺法，吹煙慢慢慢自殺。”這三點不著邊際的檢討被師生們認為是故意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劉文典不可能就這樣輕易過關。
群眾運動的厲害之處，劉文典多多領教，任憑他再怎麼倔強，銳氣也逐漸被挫光了。居然會有同事斥責他貪圖錢財，騙取稿費，也算是毀三觀之一偏招。最終，劉文典倦了，煩了，也軟了，他的“自譴”直接升級到官方標尺之上：“昨天到觀禮台，我沒有勇氣看工農代表，他們對社會主義有貢獻，隻有我劉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膿血外，沒有一點貢獻……我懷念的是舊社會製度，蔣介石時代那個政治、經濟社會。蔣介石對我有什麼好處呢？安慶時他把我關起來，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六十歲時，盧漢叫我替他做壽序，其實是賀壽。可見我無恥到什麼程度……”劉文典還承認自己是茅坑裏又臭又硬的鵝卵石，是好色的下流坯，是討價還價的卑鄙學儈，是斷章取義的空頭學者，他把自己罵成了臭黃魚，紅燒之後，大家才認定是一道好菜。
1958年4月，劉文典在家中吐血，吳進仁（劉文典的得意門生，雲大中文係教師）陪恩師去醫院檢查身體，結果是肺癌晚期。劉文典決定將病情隱瞞下來，不向任何人透露，也不打算請假治療。正是在這種情形下，他作出了徹底的交待——“觸及靈魂的檢查”。三個月後，因為腦溢血，他猝然棄世，追悼會的場麵冷冷清清，連雲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都沒去參加。倘若劉文典再多活幾年，就恐怕不是“壽則多辱”這麼簡單，結局可能更加淒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