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盛大的展覽是國博舉辦的一係列國際展覽中最新的一個。事實上，兩年前，在國家博物館新館改建完成之初，這個展覽就在籌備當中了。當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來到“新國博”考察場地和環境，雙方簽訂了一係列的合作協議。用國博陳履生副館長的話說，“這是一個國家博物館在新形勢下的積極姿態。”
國博的前身是曆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新館改建之後，從硬件的建築麵積19萬平方米來說，已經是世界是第一大館了。“但是衡量一個博物館的水平，除了硬件，還要看它的軟件，展覽水平、藏品管理水平，和學術研究的深度等很多方麵，因此國博在新的形勢下，積極地和世界著名博物館、美術館展開合作和交流。”國博展覽策劃與管理中心的田達治先生說，也正因為此，在該館整修開放之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已經和幾個著名博物館合作舉辦了幾場展覽，包括烏菲茲美術館、大英博物館和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比如“佛羅倫薩與文藝複興：名家名作”展，就彙集了達·芬奇、拉斐爾、波提切利、保羅·烏切洛等人的精作，不僅規格很高，還讓中國觀眾感受到了來自經典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潛移默化地，國博已經漸漸擺脫了像“鳥巢”、“鳥蛋”這樣的旅遊式地標的處境。
“和國家博物館一樣，這裏的工作人員很年輕，”國博副館長陳履生說，“所以我們很開放，很樂意學習知名博物館的各種經驗。”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建於18世紀70年代，這個時期正好是美國博物館蓬勃發展的時代，大都會博物館最初是由幾個商人、醫生、律師把自己的藏品捐出來，完全是一個私人性質的博物館，慢慢地轉變為基金會運作模式，變成世界上收藏最豐富的博物館。“它的關注層麵之多，不僅關注歐洲傳統藝術，還有亞洲藝術，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博物館，‘博’字在前頭，首先要有包容的心。”陳履生副館長說。“國博的新定位是‘曆史與藝術並重’，但其實大都會博物館很早就是這樣做的了，它注重一件文物、一件藝術品在曆史中的跨度定位，同時注重它在同類中的藝術性，這樣它所選擇的藏品是非常精當的，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時代，了解到一種價值觀，或者生活方式。”
在近十年裏，中國的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爆發，但是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19世紀時的快速發展不同，中國博物館顯然沒有像當時那麼多的機會再征集到世界聞名的藏品了。在大都會博物館館長康柏堂看來，在當下的時代背景下，要想成為一流的博物館，有四個標準是非常核心的：一是建築，二是藏品，三是觀眾，四是策展人和學術研究人員。“要具備一批這樣的專業人員、專業的策展人才能建立和策劃非常有學術意義，並且高度被大眾接受的精彩展覽，這樣才能真正提升一個博物館的世界地位。”
承擔著國博策展和規劃方麵工作的田先生，就在兩館的合作中切身感受到了一流博物館的管理經驗。
“大都會博物館在藏品管理方麵有一個非常完美的技術和編碼係統，藏品的關鍵字索引係統、藏品的數據化、信息技術，我對這一套係統特別感興趣。我們國博現在藏品有130萬件，當數量到了一個量級的時候，就必須借助先進的輔助手段來管理，也隻有這樣才能夠很好地了解自己的藏品，做出有亮點、有創意的精彩展覽。”
新媒介，新手段
“我就這麼一掃二維碼，每件作品的背景介紹就都出來了，文字寫得很詳細很優美，不用等講解員來，自己慢慢地用手機看介紹就好了……”經常來國家博物館看展覽的中央美術學院一位學生覺得這樣看展的新方式很值得推廣，這為她節省了很多時間，不用在看完展覽之後再回到網上搜索關於藝術家、作品的背景資料了。當然，發現在國博裏使用了很當下的新手段，她也略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