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忘記快來的是冰與雪的冬天，
永遠不信你甜蜜的聲音是欺騙。
——何其芳：《羅衫》
限於本書的選題，我們隻考察何其芳前期詩歌。
所謂何其芳前期詩歌，指的是詩人解放以前的創作，包括《預言》（1931～1937）、《夜歌》（1938～1944）及其他一些作品。這些作品代表了何其芳獨特的詩歌觀念，確立了詩人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基本地位，曆來都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在這些研究中，已經取得了不少的共識，比如在思想情調上，這些詩歌大體都表現了詩人的寂寞與憂傷，在詩學選擇上，又廣涉中西多種詩歌藝術，走著中西詩學相融合的道路。
但是，我認為，在迄今為止的研究中，這些共識仍然缺乏更深入更細致的挖掘：寂寞憂傷與中西詩藝的融合都可以說是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普遍特征，是何其芳同輩詩友的共同選擇，戴望舒如此，卞之琳如此，其他不少詩人亦如此。那麼，在這樣一個背景上，“何其芳特征”又是什麼呢？
1.自慰自賞與佳人芳草
何其芳詩歌的獨立特色決定於詩人與眾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個性氣質。這一與眾不同在於，他擁有頗為柔韌的心理能力，能夠在種種的孤獨寂寞當中保持最持久的心理平衡，並從平衡中尋找樂趣，編織自我的夢幻。他向來都沒有被孤寂榨幹情感，沒有在生活的擠壓下悲觀絕望，也無意對人生的苦難作出嚴肅的戳擊，在任何時候，他都包裹著一份溫柔、濕潤的情感，不相信人生真的會如此黑暗，也不相信世上會喪失真情，他在不斷地尋找，以淡淡的微笑迎接一切。我將這樣的心理稱為自慰與自賞。
自慰幫助他度過了“營養不足”、發育不健全的童年和“陰暗”、“湫隘”、“荒涼”的少年。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用“孤獨和書籍”來保護自己，陶醉在安徒生童話《小女人魚》的淒美境界，流連忘返；大學時代，又厭惡那些“囂張的情感和事物”，“製造了一個美麗的、安靜的、充滿著寂寞的歡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詩和散文”，成天夢著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是個朦朧的理想主義者”，“把自己緊閉在黑色的門裏，聽著自己的那些獨語，讚美著”，文化活動每每成為他自我寬慰、自我欣賞的最佳選擇。這種性格，在《夜歌》時期的延安也仍然保持著，老朋友們的回憶為我們生動地勾勒出了一個溫和、天真、自得其樂的何其芳。“有時候，就連較為合格的訴苦也會往往叫你感到，他之訴苦，隻因為他太愉快了，需要換換口味。並且，並非偶然，長時期來他仿佛都是這樣。”
相比之下，戴望舒顯得有些心事重重，格外重視“自己底潛意識，還不時流露出頹唐、悲觀的調子，”美麗“非他所長；卞之琳又顯得格外冷靜、矜持，不願為自己的玄虛的想象灌注更多的溫情，”美麗非他所需。
自慰與自賞決定了何其芳的心理選擇偏向於中國古典的佳人芳草。流連於個人精神的小天地裏，又無意沉入到過深的玄思中，那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安慰就必不可少，就一位青春期的男性作家而言，最溫馨最熨帖的慰藉自然就是女性了。何其芳幻想著“一角輕揚的裙衣”（《季候病》），陶醉於“心上踏起甜蜜的淒動”（《腳步》），他“刻骨的相思”，幾乎就要忘記了“冰與雪的冬天”。女性，作為社會的非權力性角色，作為社會強權與秩序的犧牲品，作為在很多情況下都不得不借助個人精神的幻想聊以生存的弱小者，她的遭遇都與孤寂索寞的詩人疊印在了一起，於是乎，似真似幻的佳人越發顯得親切，越發撩人心魄，也自有一種讓人心馳神蕩的默契。芳草可以說是詩人的某種自喻，他自覺不自覺地“塑造”著一位高潔、清純、真摯、明淨的自我形象，他有著一雙溫存的手，歌聲“沉鬱又高揚”，他飛翔在布滿白霧的空氣裏，有著“透明的憂愁”，他守著高樓的寒夜，蕭蕭白楊陪伴著無言的等待，他自覺是“青條上的未開的花”，唱著“二十年華”的悲悲喜喜。在很大程度上芳草就是詩人自我沉醉的夢境，是他自我確定，自我塑造，從而度過漫漫人生的美麗的選擇。
在中國嚴密的封建政治秩序當中，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幫忙”的疲憊，“幫閑”的無聊，以及“倡優”的自悟，都不斷迫使他們從社會權力的中心塌落下來，在孤獨中品味人生，沒有自慰自賞，他們何以能夠不精神分裂、痛不欲生呢，沒有佳人的溫暖，芳草的馨香，他們又將去何處傾訴自己的寂寞，靠什麼遺世獨立，出淤泥而不染呢，中國古典詩歌的佳人芳草傳統濫觴於屈騷，以後始終綿延不絕，至晚唐兩宋則蔚為大觀，特別以溫庭筠、李商隱為代表。如果說屈騷式的佳人芳草還回蕩著一股濃鬱的憤懣不平之氣，發出了反社會的呐喊，那麼溫、李式的佳人芳草則消除了那些沉痛的基調，滲透了更多的溫情，更多的柔情蜜意，也顯得格外玲瓏剔透，香豔美麗。
何其芳的佳人芳草顯然是溫庭筠、李商隱式的，他不是那種氣吞山河、叱吒風雲的英雄，也無意跋涉奔突，上下求索，他的個性、他的氣質都讓他認同了溫、李一類的溫和與美麗。還在念私塾的時候，何其芳就“自己讀完過大型六家選本《唐宋詩醇》。他能熟背許多古詩詞，多半是唐詩”，尤其是以溫、李為代表的晚唐五代詩詞。這些啟蒙教育的成分雖然是偶然的，但卻包含著文化的必然規律，是詩人自身的個性和氣質為教育創造了可能性，充分保證了教育的有效性，鞏固和深化了教育的效果。
2.中西文化與現代選擇
自然，在現代文化的氛圍裏，我們的詩人再難用唐風宋韻的曲調彈唱古老的幽情了，童年時代綻開的那一顆詩心終將在現代文化的語境中尋找新的表達。
這似乎就決定了何其芳獨特的“中西彙融”的詩歌道路。
直到15歲以前，何其芳詩學修養都是純粹古典的，甚至“還不知道五四運動；還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學，連白話文也還被視為異端”。1927年，詩人祝世德任教萬縣中學，第一次給他帶來了新文學的風采。祝世德自己的詩作深受新月派的影響，由此把詩人帶入了新月詩歌的境界當中。1929至1930年，在上海中國公學念預科時，他又一次沉浸在新月派的藝術氛圍裏。“校長是新月派的主帥，教授當中當然就不乏新月人物。《新月》雜誌在學校流行，愛好新詩的青年學生讀徐誌摩，聞一多的詩幾乎成風。新詩迷住了其芳，他對新詩入了迷。”“一時他最愛讀的是聞一多和徐誌摩的詩，他們的幾個詩集常不離手。其中的好詩他能背誦……”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新月派詩歌正是架在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一座橋梁，它將法國巴那斯派的克製、理性，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赤誠同中國“哀而不傷”傳統彙合了起來，給那些既學習西方詩歌，又眷戀傳統藝術的現代中國人莫大的親切感。新月派的選擇給了何其芳最初的，並且在我看來也是最重要的啟示，從此他找到了一種符合自己的天性與朦朧中的藝術趨向的現代詩歌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