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似乎已經走到了一個分歧的路口。新詩底造就和前途將先決於我們底選擇和去就。
——梁宗岱：《新詩底十字路口》
1.從意誌化開始
今天我們討論梁宗岱的詩歌與詩學貢獻，大都離不開“中西交融”的基本判斷，這固然符合了梁宗岱本人的藝術履曆與詩學趣味，但問題在於，當對初期白話新詩的不滿已經成為了20年代以後中國詩壇的一種主流話語，中西交融也已經成為包括新月派、象征派、現代派等諸多詩人的共同目標，在這種意義下，作為個體的梁宗岱還有什麼樣的特色呢？這是我們今天研討梁宗岱的成就所必須回答的問題。
我想從梁宗岱20年代前期的詩歌談起，下麵的這首詩就出自於他的詩集《晚禱》：
當夜神嚴靜無聲的降臨，
把甘美的睡眠
賜給一切眾生的時候，
天，披著件光燦銀爍的雲衣，
把那珍珠一般的仙露
悄悄地向大地遍灑了。
於是靜慧的地母
在昭蘇的朝旭裏
開出許多嬌麗芬芳的花兒
朵朵的向著天空致謝。
——《夜露》
這是1923年的一個夜晚，中國詩人梁宗岱寫下了這首靜謐安詳的“夜之頌”，之所以稱之為“夜之頌”而非傳統的“靜夜思”，就在於詩人在這裏為我們展現的已經不是傳統詩歌物我融治、渾成一體的夜景，不是自然之夜的纖細的律動印證和引發了詩人內心的思緒，“夜靜群動息，蟪蛄聲悠悠。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秋”，“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在中國古人那裏，夜色、夜聲與詩人的心靈浮動都控製在了一個基本感覺的自然延伸的範圍之內，所謂即景生情、托物言誌的詩思，景與情，物與誌在彼此的和諧中保持了某種同構關係。梁宗岱的“頌”勾勒的則是一個安詳和諧而又分離的世界：安詳和諧的是它的氣質與氛圍，分離則是它的存在方式——天上是“夜神”的恩典，是環繞著神恩的非凡的壯麗，地上是承受著神恩的萬千生命，它們仰視蒼穹，默默地虔敬地“向著天空致謝”。在這樣一個由“神恩”引領的世界秩序裏，人的自我精神也不是蜷曲在大自然聲色的本原形式裏，不是在本然形態的渾融和諧裏追尋自我情緒的浮動，人類向“神”感恩致謝的“頌”歌就是對神所創造的“分離”世界的體認：我們都有必要不斷脫離凡俗的人間，向著永恒的壯麗的蒼穹禮讚和飛升，祈禱、禮讚都是自我精神超越的高尚形式。祈禱被稱之為“宗教的靈魂和本質”，“最具有自發性和最屬個人的宗教表達”，“人在祈禱中向上帝舒展開自己的肢體。他想超越自身，不想再孤獨，不想再讓自己與自己獨處”。“沉思的人已在祈禱中與他的信仰融合為一了，因此才能夠在其中見出上帝的天啟，或者達到福象（beatific vision），這和我們剛才講的精神升華的最高境界是處於同等水平的。”梁宗岱的晚禱與夜頌與同一時期的許多中國象征派詩歌是有區別的，例如穆木天的《薄暮的鄉村》：
村後的沙灘
時時送來一聲的大槳
密密的柳蔭中的徑裏
斷續著晚行人的歌唱
水溝的潺潺寂響……
旋搖在鉛空與淡淡的平原之間
悠悠的故鄉
雲紗的蒼茫
是眼前“薄暮”中的景觀牽動了詩人的意緒與緬想，顯然，穆木天的“薄暮世界”是一個渾然完整的世界，詩人的自我與思緒也都飄動在這個世界的物象之中，沒有“上”與“下”的分別，沒有從凡俗到聖境的飛升，從本質上講，它更近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即景抒懷模式。
我曾將中國古典詩歌的精神追求概括為物態化，以此而與西方詩歌的意誌化傳統區別開來。“物態化”的詩歌藝術並不追求個人情緒的激蕩奔湧，也無意沉醉於主觀思辨的玄奧之鄉，它的理想世界是物我平等、物物和諧、物各自然。“體物寫誌”、“以物觀物”被視作是中國古典詩歌抒情藝術的至境。在中國現代新詩發展史上，隨著人們對初期白話新詩的粗糙之弊批評漸增，轉而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千年傳統中尋覓藝術的滋養就成了一個誘人的選擇，於是，從20年代初期開始，在新月派、象征派詩人的筆下，就再次浮現起了白話形式的物態化詩歌境界。
梁宗岱的《晚禱》與《夜頌》之所以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非物態化”的詩境，就在於他少年時代求學於教會學校的背景提供了另外一種同樣誘人的心靈選擇：不是在與自然的融洽而是在與自然“之上”的神的對話中尋覓生命的意義，在由祈禱與天啟所引領的神性秩序裏，神的意誌貫穿了整個宇宙，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神的意誌在引導我們的生命完成最根本的超越，在這種精神資源中，“物”隻是“意誌”的體現，而“意誌”本身才是生命的根本，我們通過景仰和領受神的“意誌”的方式提升著自我的“意誌”。基督教文化就是通過這一過程繼續強化了西方藝術自古希臘以來的意誌化傳統。梁宗岱沐浴於“晚禱”境界的體驗給了他一個走出物態化傳統的機會，每當夜幕降臨，詩人不是如古代士子一般在自然的寧靜中品位人間的溫良與感傷，他是在凡間的黑夜之外冥想著另外的“光明”，那就是造物主意誌的“光明”。“我隻含淚地期待著——/祈望有幽微的片紅/給春暮闌珊的東風/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麵前。”（《晚禱》（二））“讓心靈恬謐的微跳探深的頌讚/造物主溫嚴的慈愛。”（《晚禱》（一））而充滿了造物主意誌的夜空竟是如此的壯麗：“深沉幽邃的星空下，/無限的音波/正齊奏他們的無聲的音樂。/聽嗬！默默無言的聽嗬！/遠遠萬千光明的使者。”（《星空》）詩人不僅頌揚著意誌的超越，也開始在物質的世界中發現自我意誌的映射：“金絲鳥”與“黑蝴蝶”也如人類一般循聲尋覓生命的伴侶（《失望》），夜梟的嗚鳴幻化為“人生詛咒的聲音”（《夜梟》），“晨雀”吟唱“聖嚴的頌歌”（《晨雀》），不管這些詩歌本身還有多少的稚拙與簡單，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它們的確是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慣常模式之外，開辟了另一重新的境界。
如果對讀後來進入梁宗岱視野的西方詩歌，我們便不難發現那種意誌化的物我關係與意象處理方式。在魏爾倫那裏，就是這樣讀解自然的存在與意義的：
天空，它橫在屋頂上，
多靜，多青！
一棵樹，在那屋頂上
欣欣向榮。
一座鍾，向晴碧的天
悠悠地響，
一隻鳥，在綠的樹尖
幽幽地唱。
上帝嗬！這才是生命，
清靜，單純。
一片和平的聲浪，隱隱
起自誠心。
——魏爾倫：《獄中》
這是一個不斷“向上”的感受，大地之上是房屋，房屋有屋頂，屋頂之上有“一棵樹”，樹上有“一隻鳥”，在這一切之上更有安靜的青天，更有上帝。這就是人類精神超越的典型形式，是高遠的生命意誌鼓勵詩人鄙棄牢獄般的現實，不斷地掙紮向上。我們往往認定西方詩歌自象征主義開始已經自覺不自覺地接近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物我理想，其實，這裏的區別仍然是顯著的：不是將世界讀解為一處自然渾成的整體，而是努力在其中分辨出意義不同的境界，從中尋找出我們精神升華的路徑，這樣的意誌化詩思在西方象征主義詩歌那裏是十分突出的。瓦雷裏是與梁宗岱關係密切的詩人，他眼中的“大地”也充滿了意誌與心靈的動能：“這片充滿無形烈火的聖潔含蓄的大地/是獻給光明的贈禮，/我喜歡這裏，它由高擎火把的翠柏蔭庇，/樹影幢幢，金光閃閃，片石林立。”（《海濱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