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節
走百病
盂蘭會
1932年5月5日
津市風俗調查報告
（甲）生活狀況
（乙）1、職業概況2、主要物價3、服飾習尚4、飲食嗜好5、居室情形6、交通狀況7、家族製度8、錢幣及度量衡現狀（乙）社會習尚1、起居2、交際慣例3、賽會（丙）婚嫁情形（丁）喪葬情形等三項56種。
如歌的行板（民俗好去處）
娘娘宮
典籍、俚語中的天津民俗
（丙）
據何誌華介紹，由於舊社會誰家有了白事，一般很少與從事白事行業的人進行劃價，所以在其中，杠房真是可以大撈特撈。從租賃白事的用具開始，到請人為死者家裏服務，杠房都可以抽得一部分油水。
辦白事的人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請杠房先生來料理後事。據何誌華先生介紹，在舊社會，天津的杠房分為兩種，一種是天津本地的杠房業，一種是京杠房。當時一般大戶人家都會請京杠房，中下戶人家則請本地的杠房料理本家出現的白事。
杠房主要負責租賃床板，介紹經箱（過去誰家有白事，都要請人念經，稱為經箱）。由杠房全權負責找棚鋪，從一個人去世後到入土後三天圓墳，所有的程序都由杠房負責，而在這其中杠房卻是狠撈了一把，越是大戶人家的白事，他們撈的就越多。可以說，杠房從介入白事開始直到白事結束，整個過程中，無處不在想方設法地賺錢。
有了白事的人家，要講究排場，就要搭白事棚子。這裏麵，杠房先生就要看主家的家庭富裕程度。於是，搭棚也就出現不同的檔次，普通人家隻搭平棚，稍微講究的人家要搭建一些“起脊棚”。最奢侈的人家，則要搭建街樓，起樓子及過脊，掛五彩網（多用藍白）。院內棚安裝五彩玻璃窗，有的紮月亮門帶欄杆，月台（靈台）錦地錦帶欄杆，棚內寬敞亮堂，可掛祭幢、挽迎送及念經時的“水陸”。
其實，這許多規矩也都是杠房的人為了掙錢而設立的，卻也滿足了一些想鋪張浪費的富戶人家“燒錢”的願望。
租賃桌椅請鼓手
在辦白事時，要使用大量的桌椅板凳，還要擺上五供盤、茶壺、茶碗等用具，這些都由杠房負責從專門提供白貨租賃業務的鋪戶那裏租賃。另外，死者在出殯過程中所需要的旗、鑼、傘、扇、雪柳及各種出殯時儀仗用具，也要租賃。在這裏麵，杠房肯定會狠狠地撈上一筆。
舊社會，天津人辦白事要請一些鼓手吹樂。吹鼓手有兩種，一種是吹奏“大樂”的班子，使用嗩呐、長號、大鼓、大鑼等，其曲牌有“上阿文王序”等；另一種是細樂班子，樂器有笙、管、笛、雲鑼等，俗稱“十番樂”。這些鼓手是杠房找來的，其中的好處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六十以後年年漆
據介紹，選材也叫“看材”，是為亡者籌備棺材。舊時天津各處均有專門的材廠，即出售現成棺材。一般由孝子親自到材廠選棺木。
棺木大都用十三塊圓形柏木組成，故稱為“十三圓”。孝子看好材後，由材廠負責運到事主家，並負責製棺，故津門又稱為“攏材”或“磕材”。這是人死後交叉急辦的幾件大事之一，須很快攏成。棺材的裏部要用“泥子”將縫隙填嚴實，要用血料、毛頭紙糊兩三層，其效果如同漆好的一樣不漏水、不透氣，然後再掛上紅綢或紅布裏兒。棺材的外部要用大漆油兩至五道，四周還要描上壽字圖案的金邊。材頭前麵要寫包括銜名（或科考名）、姓名、排行等所謂“材頭字”。
棺木被認為是死者在陰間的住宅，有的人還把棺木看做是壽和財的象征，將它喻為壽材，所以在生前就準備好，作為吉祥物來為自己增壽，特別是60歲以後每年都請漆作坊的人為棺木重油一遍。
男馬女牛各不同
紮彩是一種用紙和竹劈子紮製的隨葬品。從事這一手工藝的作坊被稱作“紮彩作坊”。舊時天津的紮彩作坊很多，可根據需要紮製各種造型的紮彩。其中包括馬、牛、車、轎、箱、金山、銀山、童男、童女、開路鬼等。當死者家人備材時，紮彩作坊就要根據杠房通報的死者情況，為其紮製所需的紮彩。死者若為男，必定得紮車、馬，說是供男人在陰間乘坐；若死者為女，紮牛和轎，特別是牛，對女人有特殊意義。在封建時代，男尊女卑，認為女人汙穢，當女人死去，一定得有紙牛陪同，讓牛在陰間喝掉女人一生用的髒水，免得再到陰間受罪，能起到贖罪作用。至於箱、櫃、金山、銀山、童男、童女、開路鬼等，紮彩時都不可缺。
舊社會一般都是土葬，一個人去世後，家裏人要為他們準備棺材，也有的是在人去世前就準備好了的。過去天津的講究很多，要求棺材裏麵的長度是六尺六，不能少於這個數字，如果少了，主家就會不願意。
何誌華介紹，由於材廠（棺材鋪）準備棺材的過程中，他們撈不到任何油水，於是他們就找機會“報複”材廠的人。在死者入殮的時候，由杠房找人負責。一般這個時候，就是杠房與材廠起矛盾的時候，杠房的人在把死者裝入棺材時，故意把死者的腳留在外麵或是將死者穿戴的靴子抻長，這樣棺材就顯得小了一些。之後，杠房告訴主家，棺材裏麵不夠六尺六，肯定是材廠的人偷工減料了。主家當然要央求杠房把死者入殮了，並要花費一筆錢才能了事。杠房的人拿到錢後，再把死者舒舒服服地放入棺材裏。
主家在白事結束後，準找材廠的人去理論，而材廠的人明知道是杠房在搗鬼，卻也有口難辯。於是，兩個同是從事白事行業的鋪戶就產生了很大的矛盾。
在辦白事的過程中，有許多排場是杠房為了掙錢而舉辦的，其中較為明顯的是念經。根據家庭富裕程度念經的排場也不同，有的竟然要請和尚、道士和尼姑一起來念經。
何誌華介紹，解放前，南市烈女出殯時，就由杠房請到了這幾支念經的隊伍共同念了幾天的經。從死者停放妥當後，就由杠房請來幾個和尚在死者四周轉行念經，以示超度亡魂。有時候，也有的廟專門派和尚到天津四處探聽察看，隻要看到哪家有白事，就搶著到這家去念經。而杠房一般也會請這些和尚來念經，當然，工錢還是由杠房來付，所以，杠房也願意做個順水人情。而念經也不是念了一場就完，根據主家的要求或是杠房為了掙錢，有時候，要連續念上好些天。死者的靈柩在家中停放時間最少三到五“七”（期）（三十五天），最多七“七”，（四十九天）。當然這幾十天不是都要念經。而是一“七”一個經。有時候，一些至親朋友還要“送經”。
在何誌華先生家中就有一張宣統三年的白事禮單，其中就有朋友“送經”的記載。有時候，主家富裕，和尚、尼姑和道士齊上陣，為死者超度亡靈。當然，錢總是少不了要花一些的。
1902年6月26日，在天津《大公報》上，刊登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則征婚廣告。這條征婚廣告在從來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中，殺出一條“血路”——青年男女不再是被“忽略不計”的當事人，也終於開始擁有了自己選擇伴侶的權利……
1902年天津《大公報》上刊登的這則征婚廣告頗有新意：“今有南清誌士某君，北來遊學。此君尚未娶婦，意欲訪求天下有誌女人，聘定為室。其主義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曉中西學術門徑。三聘娶儀節悉照文明通例，盡除中國舊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諸格及自願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權者，毋論滿漢新舊，貧富貴賤，長幼妍媸，均可。請即郵寄親筆複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來信托天津《大公報》館或青年會二處代收。
據天津圖書館民國研究室王向峰介紹，征婚廣告並沒有就此完結，繼“南清誌士”之後，通過廣告征婚者間而有之。1905年，留日學生王建善刊登了一則題為《通信結婚法敬告女同誌》的征婚廣告，頗引世人注目。王建善在廣告中先表達了自己對婚姻的看法，指出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男女自由交往並不太可行，通過通信的方式結識以至結婚，倒不失為明智之舉。他宣布“創法請自我始”，並將通信地址公布於眾，聲明，“信到，誓不示他人”。
王建善初登廣告，本來是為自己征婚。很快收到回音後，他又一次刊登廣告，這一次，倒像是有意推廣這一方法了。廣告中言：“此法由男女先行通信，各抒衷曲，徐議訂婚是也。自將此法登報後，竟有與仆通信者，足見斯道不孤。男女配合，以專為貴，故須守一夫一妻主義。然擇偶之際，不妨多其途以求之。如有女同誌願與餘通信者，請奮自由之勇氣，幸勿以怯懦自阻。”
民間收藏家韓英的家中，記者看到了民國時期統一格式的結婚證書，樣子類似古代的奏折。淡黃色的硬紙麵正中，豎題四個紅色大字“結婚證書”，下方印著“天津特別市公署社會局製”。展開“奏折”，映入眼簾的或是盤旋的龍鳳、或是並蒂的百合、或是戲水的鴛鴦……都是為了取個成雙成對、百年好合的吉利。
據韓英介紹，與舊式婚禮有明顯區別的，除了政府頒發的結婚證書就是演說。演說多半是針對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發表一番言論，有為一種新事物鳴鑼開道的意思。因此，演說者，都是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名流。
《大公報》於1901年報道的一場題為《文明結婚》的婚禮上，演說者為該報的創辦人英斂之。演說詞中有：“夫婦之道，最重愛情。有此種真精神以固於其間，則百年和合，永無反目之虞。我國數千年來，婚姻一事，專聽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禍之烈，不可勝言……且我國結婚一事，繁文縟節，虛浮濫費，舉皆無益……”在這則報道中，還專門記錄了新郎新娘互戴結婚戒指的細節：“仿泰西通俗，互將戒指戴於手上。”大概中國人戴結婚戒指的風俗，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天津衛的老婚俗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常情。天津的父母對於兒女訂婚一事非常重視，最講門當戶對。要等級相當，不能懸殊，男女雙方還需匹配。因此選男最注重知書達理、懂規矩。
而且博學多才、精明強幹，最重要的一點是孝敬雙親。人生莫忘父母恩，世代相傳自古今。擇女方為人最要老實、口緊、手穩、腿勤，符合做閨門的德、工、容、貌四字為佳。總之，男、女都要敬以持己，誠以待人，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亦覺有溫暖。結婚後，兒媳要侍奉公婆，如同自己父母一樣，鄰族雍睦，背無怨言。
我國幾千年來沿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過去如有違背，實為“大逆不道”。當女兒們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便總有至親至友前來給父母推薦認為匹配的男女，更有一些媒人，以說媒為賺錢手段。更有稱為“大賓保親”的即由雙方親友出麵撮合，此外還有親戚間出麵直接說合訂婚的。在這種情況下，父母雙方要根據對方家庭現狀，洞察入微，麵麵俱到。
再後的工作就是“合婚”。請算命先生為男女雙方“批八字”，以男女雙方的出生年、月、日、時辰及屬相，什麼命等，詳細批算，不能出現所謂“金雞怕玉犬”、“白馬犯青牛”、“蛇虎如刀錯”、“雞猴不到頭”、“龍兔淚交流”等，指的是這對夫婦屬相相克難以百年偕老，實際上毫無科學根據。
“換帖”俗稱“放小定”，這是男女雙方訂婚中最隆重的禮節，男方需要準備龍鳳帖四份，帖外有封套，內印有金色龍鳳圖案的四折大紅帖，各夾紅紙簽兩枚，裏麵分紅、綠兩色，男方用紅色，女方用綠色，帖內行文簡單，字數取雙數，不準用單數，取之為“對對成雙”。
換帖的當天早晨，雙方都要準備好一至兩對上鋪紅色緞的盒子，一對盒放龍鳳帖，一對盒放訂禮，男方的訂禮為四件首飾，得看家庭條件，或純、或鑲、中包不等的金、銀錁子、鐲、簪子，簪子為訂禮的重要物件。
一般放訂後，未必立即婚娶，有的男女雙方尚未出學，或男方尚未出差、當事（未工作），提出暫不婚配，或女方年齡小，女兒養得嬌些，提出暫緩成親，男方多是諒解等待。待年歲時間適宜時，男方要求迎娶，女方即行遣嫁，準備擇吉辦喜事。
天津地域服飾文化
天津東臨渤海、西依太行，地處九河下梢，海河貫穿整個市區。早在金、元時期，天津就已經是海運的起點，漕運的樞紐。南糧北調以及南來北往的商人大大促進了天津的興起和商業的繁榮。同時天津又是京畿要地、國都的門戶，所以，自鴉片戰爭開始，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入了天津，強行設立租界，從此西方文化逐漸滲入。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天津的方方麵麵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天津的服飾文化也獨具特色。天津的服飾文化是繁雜的，它有本土服飾文化，又有外地服飾文化，更兼有西洋服飾文化。
隻要從近百年來天津人的穿戴形製來看，就足以證明，天津既沒有北京那樣十足的官氣穿戴，也沒有滿族旗人的濃厚氣息，更沒有江南人穿戴的嬌媚和輕飄，也不存在著西晉（山西）東魯（山東）的鄉土氣息。在天津，有富戶商賈高貴華麗的氣派，也有平民百姓執著簡樸的穿戴。性格爽朗的天津女子愛穿大紅大綠，短褲、短褂，還有天津人俗稱的“二大棉襖”，這是勞動人民的典型穿戴。所有的這些，足以證明了以服飾來“別等級、分貴賤”的理論。
舊時中國人的穿戴，絕非隨便之事，衣服穿錯可招殺身之禍。清朝入關首先頒布各項定製，官服定製就在其中，推出了削發易服的規定，讓漢族男人梳辮子，一改前期（明朝）寬衣大袖的款式，最終製定了大清《輿服製》。這一舉動引起強烈抵製。清朝為了緩和矛盾，吸收了明朝官服製度中的某些成分，納入了清朝冠服製，製訂出“十從”和“十不從”的內容，這就是“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釋道不從”、“倡從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姻不從”，“國號從而官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字不從”。
清政府采取剃發易服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高壓政策，辛亥革命成功後，推翻了清朝統治，清朝舊製一概廢除，冠服製首當其衝。滿族的剃發梳辮習俗和漢族婦女纏足陋習也被逐漸革除。
民國以後首先發出了《剪辮通令》，全國各界人士聞風而動，緊接著又公布了男女禮服定製。男女禮服一種為西式，另一種為中式，又分為大禮服和常服。大禮服分晝晚兩種、晝禮服長與膝齊、袖與手腕齊。前對襟、後下端有開叉，顏色為黑色。晚禮服類似西式燕尾服。頸前墜黑結，穿大禮服戴高而平頂有簷的帽子。西式禮服在當時還普遍不被國人認可，也不符合中國國情，推行較難。所以西式禮服實際上未能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