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衡幼雖然家庭條件優裕，但學戲卻十分刻苦。因之才有了幾手絕活。他唱“潞安州”，最後自刎時，頭上的甩發先像一炷香似的直豎朝天，然後向四麵均衡散開落下，俗語叫“萬朵蓮花”。以前看劉斌崑先生唱活捉，見過這項表演，近年來還有誰會這一招就不知道了，因為我沒再看見過。少衡在“臨江驛”中的跑傘，也是一絕。先和別人一樣打著那傘跑圓場，跑著跑著那傘忽然像被風吹跑一樣脫開手飛到空中，在空中還連連翻個兒，少衡身子一縱翻個吊毛，再抬起身恰好把傘接在手中，幹淨利落的表現了典型環境，緊貼劇情，毫沒有純賣弄技巧之嫌，跟某些在戲劇中摻雜技表演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少衡唱戲為業，但並不荒廢文化進修。他拜張大千為師學過國畫。畫的工筆花鳥，人物仕女頗有風韻。我見過他畫的一幅荀慧生演紅娘的戲裝畫，把京劇化妝手法用到作畫上，不僅神似，而且有戲劇效果。他寫字也頗有一手。特別是隸書寫得很有章法。也許正因為他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所以在他身上看不見某些名演員常有的“角兒架子”，從不擺譜。舞台工作忙，他能自報奮勇畫布景，搬道具。為人又極謙和，很有品德，把名利看得很淡。五十年代，劇團上座率不高，他主動申請把自己工資由一百分降為十五分！這在別的挑班台柱來說不能想象。因為收入多少常被視作一個演員的“份兒”有多大，可是少衡說“戲是大夥同唱的，有飯也大夥同吃”。這在今天恐怕也會被有些人看作“傻冒兒”，而少衡卻是從舊中國過來的老藝人！實在難能可貴。所以一再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多次出席全國群英大會。
少衡常常參加我們在陶然亭的活動，我們打完拳就坐到山坡一座亭中閑聊，荀令文給這亭子命名為“侃山亭”，我這組閑文也是借的這個名。不過少衡與我們這些人有點不同。他不打拳，也不練氣，隻是站在一邊看，到聊天時他也從不插嘴，光坐在一邊撿笑。那副忠厚老實的樣子至今令人難忘。
有一年桂花開時，沈玉斌先生薰了點好鼻煙，送給我一包，我倒在煙碟中請在坐的品嚐。有人說：“這不能倒，倒冒了沒法收，再收進去就走味。你得預備個煙鏟兒。”我說：“現在沒有賣煙鏟的了，連這個煙碟還是個舊懷表殼改的。”少衡就說他有個象牙煙鏟，回頭拿來送我。我知道這是他心愛之物，便再三婉謝。可是他第二天就拿了來，竟是一個象牙雕的極精致的煙鏟。
不久，少衡就去世了。這煙鏟成了珍貴的紀念品，至今擺在我的多寶閣上，再舍不得拿出來用。
唱遍全國董玉苓
說了郭少衡，不能不說一下他伴侶董玉苓，也就是華畹雲。
董玉苓出生在北京，成長在天津，八歲學戲，曾得趙綺霞、萬連元等名師指教。十三歲參加了小蘑菇常寶堃領銜的兄弟劇團，常見這個小姑娘既有嗓子又有靈氣就著力培養提拔，不久就跟荷花女並肩掛了頭牌。兄弟劇團是以曲藝演員為主的文明戲和話劇班子，在天津很紅。但董更醉心於京劇藝術，十五歲後就自己組班專唱京戲，在天津中國戲院一炮打響。唱紅了之後她並不滿足，十六歲又通過她伯父引薦，拜在尚小雲先生名下。董的伯父名董子鶴，是順天醫院院長。順天醫院是梨園公會囑托的醫療單位，與梨園各位名角交好。雖有這近水樓台之便，根本上還是靠董玉苓天資好尚先生才收。尚小雲聽她唱了幾句，立刻說：“這孩子真是條金嗓子！我收了。”拜師後董玉苓頭一次在開明打炮演出，尚小雲就親自為她把場。所以董玉苓唱《玉堂春》那天，唱到請崇老伯打聽一下，有去南京的人給王公子捎個信時，演崇公道的馬富祿就當場抓了個彩說：“看在你師父尚小雲的麵子上，我就給你問問去吧！”
董玉苓在藝術上永不自滿，不拘門戶。學過尚派表演，又拜到荀慧生門下。荀先生對董玉苓的藝術天份也很器重。在拜師會上說：“我又收了個光彩奪目的學生。”
董玉苓不固定在一個城市演出，十五歲起和老生郭少衡共同組班“苓劇社”，就到處跑碼頭。東到山東半島，西到川西盆地，南到南京、上海，北到哈爾濱、牡丹江，可謂唱遍全國，到處都有她的知音。到成都演出時，張大千看後對董玉苓說：“你的表演水平，出乎我的預料。好！”又對郭少衡說：“你的黃天霸很像楊小樓，我最愛聽楊小樓的戲。”郭少衡喜歡書畫，到西安拜趙望雲為師，到四川又拜張大千為師，董玉苓受其影響，也跟著學起書畫來。他們在合作中建立了感情，產生了愛情，1948年在寶雞演出時正式結為夫妻。從此患難與共。
解放後董、郭一度參加川西軍區文工團，後來因郭患病退役，回到北京在朝陽區京劇團挑班，隨後又到廣西柳州、吉林通化、雲南個舊等地。“文化大革命”時他們在河北邢台，蒙造反派照顧，戲箱、資料、包括張大千送的畫幅全部抄光燒淨，兩人隻身回到北京。十多年隻靠郭少衡賣畫為生。1978年撥亂反正，兩人才到北京戲校擔任起教學工作來。可惜不久少衡就逝世了。少衡逝世一周年，我們在她家紀念，她提起這段往事來，不禁淚灑胸前。
今年是董玉苓從藝五十周年，老朋友常寶華等為她舉辦紀念會。恰好我不在京，隻給她寫了封賀信。據說那天馬少波、葉盛長、梅葆玥等去了。馬少波當場贈詩一首說：“半百春秋粉墨情，大江南北遍歌聲，飄蓬茹苦前塵遠，今宵良才董玉苓。”在那個會上，董玉苓宣布：“為了發揚尚派、荀派藝術，凡有來找我學戲的，本人絕對義務教學，分文不取！”
近日董玉苓來電話說，為紀念梅先生誕辰100周年，尚小雲先生誕辰95周年，她正籌備為希望工程義演。我預祝其成功。
文革中的一角“特區”
正逢郭少衡兄的祭日，所以即興寫了少衡和玉苓兩篇短文，因為他倆也都是我在陶然亭結識的朋友。
陶然亭是文化藝術界人士常來的地方。到了“大革文化命”時期，這些人多被揪出，陶然亭就冷落了一個時期。一度除了“樣板團”幸運者，幾乎沒有遊客。上天有眼，不久後造反派窩裏反了，這個造反團高喊要對那個隊“揭老底”，那個隊高叫自己“全無敵”。對打入另冊的“死老虎”反倒放鬆了管製，除去責令勞動，按時批鬥外，班前班後在家的時期就交街道居民去監視。居民們對他們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人為了減少麻煩，尋求安寧，就盡量少在家呆著，沒地方可去，就奔到陶然亭躲事。我就在這時成了它的常客，不論是夏日炎炎，還是寒風刺骨，每天必到。
這個時候陶然亭的遊客，大致可分為三種：占據著要津，在山頭、湖邊大聲喊嗓：“謝謝媽！臨行喝媽一碗酒……”“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多是想學不姓錢的浩亮先生，要當“準樣板演員”的年輕人；圍著公園亂轉，把整個園子走遍，穿著假軍裝，語錄身上裝，帶著紅袖標，背著大挎包的是各省來京外調的造反派，因為那時隻有他們才有出差的機會和遊覽的閑心；第三種人專找背圪拉不顯眼地方打拳運氣，聊天也幾個人湊在一塊，壓低聲音，環顧左右。這就是我們這些人。這群人裏還真藏龍臥虎，別看一個個死眉塌眼，穿身破幹部服，走路連頭都不抬，如果列個集體名單，寫下小傳，可以出一本名人錄，管保比現在出版的某名人辭典更貨真價實。如果單個作記錄，可以出不少本“記實文學”，而且絕對有市場。比如，有位先生三縷長髯，道骨清相，無論冬夏穿著件舊風衣，圍著湖轉磨，跟誰也不打招呼。你也許以為是個患了喉症不能說話的教書先生，差矣，此人的嗓門比誰都衝，他是著名老生貫盛習；另一位老太太，胖墩墩，笑嘻嘻，手裏總拿把寶劍，見人就點頭，你以為是開過私營小店的內掌櫃，又錯了，那是有名的坤旦雪豔琴，曾經紅遍大江南北。還有位朋友穿件舊軍裝，走路時腳落地有聲，打拳時出手有致，竟是位將軍，叫“四人幫”給趕下台了。再有一位中年女子，風韻甚佳，見了男人都稱老師，見了女士多叫師娘。總是一邊走路一邊自言自語小聲說什麼。那是以演李慧娘驚動了“旗手”，鬧翻了半邊天的昆曲旦李淑君……
東南角那座橋往西，文昌閣往東，南山坡上有幾個人天天在一塊打吳式太極拳，打完拳就聚在一座亭子裏聊天。我本是打陳式拳，因為群人裏有幾位是我的朋友，我就入了夥。
這群人裏固定的成員有著名花臉錢富川，有著名琴師、戲劇教育家沈玉斌，有荀慧生先生的公子荀令文（令文有個忌諱，從不提爸爸是誰，我在這裏貿然點明，表示歉意）。有琉璃廠老書畫商老辛，有為程硯秋先生打了一輩子鼓、被戲曲音樂界視作超級大師的白登雲。還有位曾為賽金花治過喪的曆八爺。時來時缺席的有曲藝名家曹寶祿、尹福來。有著名老生郭少衡和他的夫人，當年紅極一時的婉雲……
跟這些朋友一塊打拳運氣，修身養性，談今說古，海闊天空，使我長了不少學問。把本來很難度過的艱難歲月，變得有滋有味，竟成了很值得回憶，很值得留戀的一段生活了。“四人幫”倒台的第二年，我就寫了篇小說《說說陶然亭》。
人生易老，光陰似箭，當年一起避難的朋友，不少已歸道山，剩下來的也較少有機會見麵了。寫完少衡和玉苓，我想借寫陶然亭之際，略記一下其他幾位朋友。
北京戲校創始人沈玉斌
在陶然亭這批朋友中，我最為敬重，感情最深的要算沈玉斌先生。
沈先生是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京劇音樂大師。若論資格，在京劇文場中是得往前推的。當年焦菊隱先生辦北京戲劇專科學校，請他當教師。那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有別於舊式科班，按新的教育製度建立的培養京劇人才的學校。他們培養出的第一期學生如傅德威，半個世紀前就揚名京劇界，那一期學生如今健在的大概不過三、四個人了。第三期學生王金潞，如今已是年過古稀，進入元老級的國寶了。如今被尊為“老一代藝術家”的李玉茹、白玉薇、黃玉花、高玉倩、吳素秋等，全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您說沈先生這位當教師的該往哪兒排？但沈先生從不靠老資格吃飯。在藝術上總是精益求精。五十年代，焦菊隱先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話劇《虎符》。他要在話劇中試驗用中國打擊樂器作伴奏，就請了沈先生做顧問，為他做出整個的音樂設計。
沈先生熱心公益，解放前為爭取京劇文武場音樂工作者的合法利益，曾與戲界老板作過不少鬥爭，所以被選為“梨園公會”會長。會長這個角色不是好演的，不為同行謀利益，對不起良心，為同行辦點事，又難免遭恨。舉例來說，在舊社會，京劇演員，尤其是配角，都唱一場戲分一場錢，戲唱到一半時，管事人從前台取來賣票所得之錢，依各人應得份額，按比例分成“戲份”。因為賣票情況每天不同，每人得到的錢數也每天不同，賣票多每份的含金量也高，賣票少每份分到的錢也少。若不演出，就沒有收入。但演出不演出，一般是由班主或挑班的主角做主。若是碰上天氣不好，刮大風，下大雪，班主估計不能上座，得不償失，打個電話就可以“回戲”，也就是停演。但那時電話還沒有普及，配角、龍套們的社會地位又低，“回戲”了卻沒有人通知他們。那時京劇界從業人員多住在陶然亭附近的外城西部。假定回戲的劇場是吉祥，來回就有幾十裏路。雖然坐電車從前門外到東安市場吉祥戲院隻花三個銅板。多數人還是坐不起，全靠腿走，因為即使賣座好，一天的戲份也隻能買一斤棒子麵！那是要養活全家的。大風大雨中小配角、龍套們連滾帶爬要走半天才趕到劇場，渾身澆得濕透，到大門前一看，大門緊閉。門口立個牌子，上寫“因雨回戲”的字樣，您想想是什麼滋味，有的人是空著肚子跑去，要等拿到戲份才買點食品充塞肚子。一見這牌子真有當場暈倒的。看到這情形，沈先生對配角們增加戲份的要求非常同情。他說：“戲是靠名角賣座的，這我沒疑義。您一場戲收一千，收八百，我都讚成。可他們風裏來雨裏去，碰上回戲就白跑，一個月的戲份裏給他們增加買雙鞋的錢總可以吧。配角、龍套也是人啊，沒他們名角也不能光杆唱戲是不是？”於是他就以梨園公會會長的身分為他們調解、促成。雖然受到了窮同業們的感謝，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感，背後嘰笑說：“沈玉斌別是個共產黨吧？”
沈先生不光為同業們的眼前利益而盡力，而且更為戲曲藝人的後代操心。他跟我說：“舊社會京劇藝人生活窮困，社會地位低，與他們文化水平低有關。而越這樣他們就越不重視對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不少京劇藝人都認為唱戲的孩子念書，那是吃錯藥了。梨園子弟，練基本功，喊嗓子才是正業。人家進戲院是聽你唱戲去，又不是找你認字去。”
為此，沈先生反複向藝人宣傳受教育的必要，並發起藝人募捐，要為梨園子弟辦一所不同於舊式科班的學校。像其它學校一樣學文化課，同時學戲。他奔走了許多年，直到北京解放，才在政府支持下辦起了私立“藝培”戲校，成為梨園子弟的第一所正規學校。
“資料大全”曆八爺（上）
陶然亭的朋友歸道山者，快夠兩位數了。有幾位我是永遠懷念不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曆八爺！
曆八爺，滿族旗人。叫什麼，我沒打聽過，也用不著打聽。凡常在陶然亭轉悠的老人，都叫他八爺。說名字大家反倒不知道是誰了。
八爺大概從祖上就住在陶然亭窯台附近，一輩子沒搬過家。他跟白登雲，沈玉斌，富連成富字輩，連字輩年紀相仿，有些人還沒進科班時就跟他在陶然亭一塊玩，進了科班早晨來喊嗓，他還跟著一塊喊嗓，有的後來成了名角，仍到陶然亭來跟他一塊遛早。白登雲先生跟我說：“小時候放屁崩坑，撒尿和泥就在一塊，現在頭發都白了，還天天在一塊！”
曆八爺雖然在梨園界有許多朋友，自己卻沒進梨園行，大概因為那條嗓子實在不作勁。找職業時就進了北京電話局。了北京最早的電話局職員之一。於是梨園界的朋友安電話又差不多都經他手。四大名旦，李少春，金少山……不少人家的電話是他經手給裝上的。所以梨園界許多名人的宅門，同行們都沒到過，他都到過。
曆八爺還愛管閑事。有的閑事頗有文史價值。比如：賽金花去世，他幫助料理喪事，因為賽金花晚年就住在陶然亭附近；胡蝶拍無聲影片《啼笑姻緣》，他不光看過熱鬧，還扮演過群眾角色。因為影片外景是在陶然亭附近的“城南遊藝園”“四麵鍾”拍的。
曆八爺從小就在陶然亭轉悠還有個內部原因：陶然亭內有名的廟宇“大悲院”，當年的主持和尚是他表哥！玩累了到廟裏還能混頓素齋吃。
曆八爺人緣好，喜收藏，記性好。這三樣結合到一塊，就使他成了本話資料。比如說，當年陶然亭有不少荒塚。有的墳前豎著碑。這些碑一般沒人看，看了也沒人記。萬一碰上用到的時候，到那裏現看也來得及。可是一次“文化革命”，這些“四舊”就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剛過去時，我寫了篇小說《話說陶然亭》，裏邊用到幾段碑文。碑砸碎了，舊的書籍都沒有再版，靠回想怎麼也想不全。我跟曆八爺一說，他就問：“你要哪一通碑上的？”我說：“香塚，鸚鵡塚。”他張口就背，一字不拉。曆八爺跟這麼多京戲名角小時一塊玩，長大了自然沒少看他們的戲，於是他又成了“戲包袱”。所以他早上遛早的辦法跟我們也不同，他不練功，不打拳，天不亮從北門進來，就圍著湖從東往西轉，一邊繞彎一邊唱戲，不光一出戲的生旦淨末醜全由他一個人分包趕場，而且連鑼鼓帶絲弦一件不拉，從開場前的三通鼓打起，到散場時吹瑣呐結束，一絲不苟，哪兒錯了還要重來，把整個湖繞完，準唱完一出戲。而且一天一出，半個月不帶重樣的。這一來他又成了不收費的教師。文化大革命剛過去時，要恢複唱傳統戲。有些青年演員本來就沒學紮實，十年不唱連詞都忘了。他們就來找曆八爺：“八爺，某出戲裏那段反二黃有兩句詞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勞駕您給我說說行嗎？”他馬上問：“要那一派的？譚派？馬派？高派？”說完他沒等回答，就一派派地給你唱。一邊唱一邊做身段，並說出各派的不同處。不過您可別欣賞他那唱腔和嗓音，一聽那個您就一點信心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