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大全”曆八爺（下）
曆八爺的這點愛好，到“文化大革命”時，可就成了問題。
正當砸四舊，連荀慧生都被拉到國子監挨鬥時，他卻繞著湖唱“紅娘”，朋友們勸他，“別唱了您，紅衛兵連行頭都當著荀慧生麵燒了，您還唱這個。不是找不素淨嗎？”他說：“我倒是想不唱，可一進公園，這嘴就不聽我使喚，心裏想著別唱，別唱，嘴裏就唱出來了。這麼唱了半個多世紀，條件反射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天他唱得忘乎所以，碰上一幫來公園鬧革命的紅衛兵。圍上他就在湖邊開了個批判會，還差一點給他戴上高帽兒。打這天起，曆八爺有幾天沒露麵。大家都以為他嚇病了，正想到家裏看望，他又來了。大夥問他怎麼這幾天沒來？他說：“我在家學樣板戲呢？舊的不叫唱，不唱戲我又不會遛彎。那就學幾出樣板吧，總比憋出病來強哪！”從此他又唱樣板戲。“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莫哈莫哈，正響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唱了有半個月，上邊發出要“打擊破壞革命樣板戲”的反動分子，他又被揪住鬥了一頓。打這以後他才改成嘴裏光“嗆，嗆，達八嗆嗆令嗆……”打鑼鼓。然後嘴動不出聲地唱他的戲。
曆八爺還有個愛好，喜歡收藏。他不收藏別的，專收藏戲報。從北洋政府時代各戲院唱戲的戲報，到革命現代戲的說明書，隻要他聽過的，全都收著。“文化大革命”中，他這些收藏品當然被視作“反動文件”。除去他偷著埋了一部分外，其餘的都抄出燒了。他這收藏癮沒地方發作，就改收各種傳單。什麼“清華井岡山”、“聯動”、“西糾”、“北航紅旗”不管哪兒出的他全收著。什麼“打倒彭羅陸揚”，“擊退二月逆流”，什麼內容他全留著。“文化大革命”過去後，北京有關部門開始征集古舊圖書文件，準備再版複印，他借了手推車拉了一車去，人家一看笑著說：“你這玩意一個子不值，白給都不要，您還是拉回去吧！”他賭氣找個清淨地方把它們全燒了，隻推了輛空車回來。第二天見到我們歎口氣說：“戲報叫他們燒了，傳單我自己燒了，我的收藏活動到此結束，下邊隻剩燒我自己了。”
他的年紀是早過了退休年齡了，退休後仍在電話係統看房子，1984年我去日本訪問，回來後到陶然亭再沒見到他。一打聽朋友們說他病了，先是腎髒有病，他吃錯了藥，把治胃病的藥給吃了，被家人送進醫院，再沒出來。陶然亭的朋友們輪流去看他，問他想吃點什麼，需要點什麼？他說：“什麼都不需要，就想請你們哪天弄個車拉我到陶然亭去再轉一圈，跟朋友們告個別！”
曆八爺還有個愛好，前邊我沒說，就是他還愛寫詩，他寫的詩從沒印成過鉛字，但都拿到陶然亭在朋友們麵前朗誦，周總理去世時，我們幾個牛鬼蛇神在陶然亭悄悄祭奠，他夜不能寐，而流淚寫下的一首詩是：
“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詩挺長，都是水詞，但確實表達了老人一片真情。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時考慮再三，沒有把它用進去，但在我心中卻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不久前我的電話壞了，來了位修理的人，搖著膀子，橫眉豎目，張口對我這也已過花甲的人就說“你他媽的如何如何……”家中無人，我真怕頂他兩句他會揍我一頓。因此又想起這位老電話局職員來，還落了幾滴淚。
幾位老伶工
以前人們管梨園行的老演員稱為“老伶工”。在陶然亭遛早的人中，老伶工為數不少。
我們這一夥中，資格最老的大概要算錢富川先生。他是富連成富字科的花臉，早就出名。後來在戲校任教，跟沈玉斌先生都可算桃李滿天下。沈先生溫文爾雅，錢先生直爽磊落。兩人在一塊總說笑話。有位中年演員，曾在沈先生任教過的某校學習。也常來喊嗓，愛擺份，看到老先生們總躲著走。名氣不小，可唱戲還愛跑調。有天他又在山頭喊嗓。錢先生就故意問先生：“這位是您的學生吧？好噴口哇。”沈先生苦笑著說：“就滿嘴牛黃馬料的，我有這樣的學生嗎？我不教他那一行。”
但大多數梨園行的朋友都是謙虛有禮的。貫盛習是有名的老生，隻比錢先生低一科，每逢見到錢先生都親切問好。50年代他在北京挑班，我沒少聽他的戲，後來到石家莊當了京劇團長，就很少在京演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後來就因病退休了。回京後，留起了長髯，大概也是蓄須明誌的意思吧，天天來陶然亭遛彎。一年四季總穿一件肥大的風衣，跟誰也不搭夥，總是一個人圍著湖轉圈。碰見熟人就笑著點頭，他確有心髒病，我每次問他病情如何，他都是一個回答“還好，控製住了。”但過了一年多，他不來了。有人說他弟弟去世對他刺激很大，加重了他的病情。
貫盛習的弟弟叫貫盛吉，唱小花臉。貫盛習有一陣很不順，嗓音失潤，約角的不是壓他的戲份就是不約他。而盛吉則紅得發紫。他就全力維護哥哥。有人約他唱戲，他的條件就是“帶上我哥哥”，而且聲明自己的戲份可以少拿，哥哥的戲份一個子不能降低。人們很為他的義氣感動。
貫盛吉台上功底厚，戲路寬，幽默而不油滑，逗笑而不庸俗。《鳳還巢》他演大小姐，是醜旦。私自到花園找穆居易那場戲，上場來有段獨白，說明是她母親出的主意，要她冒名頂替，從妹妹手中把這個如意郎君奪過來。交代完這過程後。他獨創了一句台詞：“我媽還囑咐我，說你隻管大膽去跟他約會，可別害臊。我說媽呀，我們長這麼大，哪知道什麼叫害臊哇！”觀眾聽了全場哄笑，他卻板著臉不動聲色，稱得上是冷麵滑稽。盛吉作人厚道，開朗達觀，再不痛快的事也一笑置之。這樣一個豁達的人不幸竟得絕症。當人們為他準備了後事，問他還有什麼要求時。他隻要求先把壽衣給他穿上，自己看看什麼模樣。大家認為這樣不吉利，勸他別穿，他堅持要穿，隻好給他穿戴起來。他穿上後對著鏡子照了照，搖搖頭說：“我死了敢情是這模樣啊？不怎麼樣！”
我們群裏還有位名演員是馮玉增。馮玉增是老中華戲校玉字輩學生，比王金璐低一科，是李玉茹、高玉倩、白玉薇的同班同學，沈玉斌的學生。唱文武醜，頗有名聲，“文化大革命”一來沒有了顯身手的機會，也到陶然亭避難來了。他不打拳，也不喊嗓，精神利落地走進園子，就直奔我們常活動的南山坡。他隨身帶個書包，書包中放一個坐墊，來後把坐墊往湖邊椅子上一鋪，再從書包中拿出一塊呱噠板來，就衝著湖水數來寶。數過了癮，就坐在椅上聞鼻煙。我聞鼻煙一半是受沈先生教導，一半是受他的鼓勵。他常拿了鼻煙來分給我們兩人。他的鼻煙沒沈先生熏得好。總說：“別看我這個不好，您拿去接個短還有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複唱傳統戲，頭一次上演《昭君出塞》，就是他的王龍。《出塞》這出戲有“唱死昭君，翻死馬童，作死王龍”之說。王龍隨昭君出塞，有一段背著包袱邊唱邊走矮子。馮玉增也是四、五十歲的人了。他唱得滿工滿調，做得瀟灑靈活，走得幹淨利索。全看不出十年沒演出，光在湖邊數來寶的模樣，可見功底多踏實。
還有位與錢富川年齡相近，名揚四海的打鼓佬，就是程硯秋先生的司鼓白登雲。白先生當時就過了古稀之年。花白頭發，身材偉岸，衣著整潔。手裏拎著根棕竹手杖，走起路來大步流星。身後遠遠地跟著他老伴。為什麼“遠遠地跟著”呢？因為白師母眼睛不好，走不快。白先生自顧自大步走。走一段看到拉下她太遠了，就找有熟人的地方停下來等她。趁等她這功夫跟朋友們聊天。白先生愛聊天。可是終生打，把耳朵震背了，跟他說話要聲音放大。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小時候每天拿兩根木棒，無論冬夏一早就來陶然亭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大汗，冬天打得兩手裂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石頭中間打陷了下去，打了一輩子鼓，在這一行當中真登上了雲端之位。可被幾十年鑼鼓聲把一雙耳朵給震背了。跟他說話比唱戲還費勁。好在他聊天的時間不長，白師母一趕上來，老兩口就一前一後開步走了。後來白師母突然去世，白先生就很少再到陶然亭來。偶然來一趟，隻見衣著不像以前那麼幹淨整齊了，精神也沒以前振作了。從這裏我才體會到老年夫妻生相依的珍貴感情。
程硯秋先生去世後他給李世濟打鼓，還給趙榮琛先生幫忙。白師母去世後他就不大出來了。我家在天津有個舊交姓趙，抗戰後去了美國，在那裏發了財，他從小愛聽戲，娶了位太太也是戲迷，在美國的家裏就辦票房。他太太我叫大嫂，專唱程派。有一年他夫妻二人帶著美金回來過戲癮，大嫂要唱程派戲，花重金禮煩白先生為她倆打鼓，但白先生已無力相助了。前幾年我去美國，趙先生老兩口談起此事至今還遺憾不已。
書畫商老辛
在侃山亭天天見麵的人中，為人最謙虛、客氣的算是老辛，老辛名叫辛衡山，這時已七十來歲，但看上去要年輕得多。臉色紅潤，身板強壯，仍保持文物商人那種注意儀表的習慣。他曾經在琉璃廠的悅古齋古玩店學徒，師傅就是悅古齋的掌櫃韓懿軒。老韓掌櫃是古玩書畫界的名人，買賣雖不大，但韓先生的眼力在古玩行是出名的。老辛跟著學了一身硬功夫。我曾問他鑒別書畫的本事是怎樣學到手的。他說是逼出來的。當學徒時跟著師傅出入拍賣行，師傅參加拍賣，他跟著抱畫。出師後又給人跑街。自己也參加拍賣。舊時古董行拍賣活動不同於大學和研究院，沒功夫讓你坐下來慢慢琢磨一件東西。叫出價錢後，買與不買都要當機立斷。買了假貨櫃上當然不高興，該買的沒及時買下來，也是損失。這就逼著你要在最短的時間內鑒別出貨品的真假。他說這本事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竅門。他要死了他自己這套竅門也就失傳了。因此他提議我們倆合作寫一本書，我對這個提議很讚成，但當時覺得時間有的是，手邊又有別的文章要寫，就沒及時動手。不料有一天他收到信，說在固安居住的兒子生了急病，他立刻趕往了固安，到那兒一看兒子的病情險惡，心中一急，得了腦溢血，倒下就再沒起來，匆忙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老辛以買賣書畫為業，會裱畫，跟張大千、徐悲鴻、陳半丁、於非暗等都有過業務上的往來。自己也能畫上兩筆。但據他自己說，他本人收藏的名畫並不多，他說他收藏的畫中最難得的一幅是徐悲鴻畫的馬。徐悲鴻畫的馬很多。這一幅與眾不同處，把馬的四條腿都畫成了後腿。徐本來是拿來請老辛裱的。老辛看後拿著去找徐悲鴻說：“徐先生，您再看看，這馬的腿有點別扭吧！”徐自己看了，連叫“糟糕”，要把畫收起來，另找一張去裱。老辛說：“得了，您就把這張畫送我作紀念吧！”所以他這幅畫稱得上是孤本。
老辛去世後，為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因為是外行，當然免不了說外行話，為此很得到古玩行一些朋友的指正，我對此極為感激。不過也引起點誤解。有位朋友曾在文章中說“尋訪畫兒韓”的題材，就是老辛談給我的。而且認為裏邊的畫兒韓就是影射他的師傅韓老掌櫃。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是從來不在小說中影射任何人的。若以真人為據就幹脆寫記實文學。老辛沒來得及跟我多談什麼，和我談這素材的另有人在。老辛是漢人。和我談此事的人是旗人。姓趙。跟我有更久的交往。少年時曾進過北京戲劇學校。大概是和字輩或金字輩的吧。不過沒學幾天。因為他連山膀都拉不圓。據他說新生入校練功，由大師哥們領著練。管他的是傅德威。傅德威對小師弟管得很嚴，不斷拿藤棍敲他的胳膊。他受不了，從學校跑了。學不了戲又愛看戲看電影，怎麼辦呢？他托人到一家電影院當起了茶房。幹了半年，有個話劇團在這家影院演出。他一看演話劇比學京劇少挨打，就從此進了話劇界。他大爺曾在當鋪幹過。這段逸聞是他告訴我的。
“尋訪畫兒韓”引出“那五”
為紀念老辛去世，我寫了《尋訪畫兒韓》。有朋友就說我這故事是從老辛處聽來的，並認為“畫兒韓”就是以老辛的師傅韓老掌櫃為模特。這個誤會上篇已說清了。但社會上不知道這篇小說還引起過更大誤會。並且可能使作者少了一次受獎機會。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我戴過叛徒“反革命”，“黑線爪牙”，“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等多種罪名，一度我胸前的大牌子上都寫不完，隻好在我後背上再加一塊牌子。但弄到後來。別的都“查無實據”。隻有右派這個帽子是檔案上記了賬的。於是就格外開恩，別的罪名全一筆勾銷，隻給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監督改造。改造了幾年，認為我表現尚好，沒有企圖複辟的跡象，就給我摘了帽子，但勸我提前退休。所以我四十五歲那年曾經辦過退休手續。拿著一本扉頁上印著“老一代革命家要注意保持晚節”字樣的退休證回到北京。
也正是這個時間，我的老首長陳毅元帥去世了。我在街上的收音機廣播中聽到後，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因那時不和任何人往來，沒有談心的對象。就以隨筆的形式記錄了一下對他的回憶。隻是宣泄自己的情感，並不想發表。那時也不會有人發表我的作品。但世事無常。不久“四人幫”垮台了。上海女作家茹誌鵑來京開會，到家看我。見到了這篇作品。她冒險拿到上海發表了出來，發表前還給我監督改造的單位去了解情況。那單位回信說：“此人在改造中沒發現有新的罪行。”她就冒險給發表了出來。但事情發展比人預料的快，發表出來時已經開過三中全會，全國撥亂反正了。作家協會也恢複工作，並著手準備舉辦全國性的小說評獎，以打破十年浩劫，文學衰落的境況。這篇以《我們的軍長》為名的小說就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一等獎。接著我寫了《話說陶然亭》，又得了第二屆獎。恰好在第三屆評獎前，我發表了《尋訪畫兒韓》，並聽說已經通過預選，很可能要連中三元了。我聽了當然高興。但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到最後一輪投票。這篇小說被拉了下來。落選的原因，不是小說寫的不夠格，而是有人告發這小說有抄襲之嫌。我問知情人：“這小說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抄襲人家東西，敢往人民日報投稿，人民日報看的人多，就不怕露馬腳？”答曰：“說你抄的是台灣小說，大陸看的人不多。”我說：“那麼多人都沒看過，我監督改造中又怎麼見到台灣小說呢？我就不怕發現了打成現行反革命？”答曰：“總會調查出實際情況的，你不要著急。”我隻好像帽子又拿在群眾手中那樣，聽候處理了。過了一陣，評選揭曉，果然沒有“畫兒韓”，但是也沒對我作任何處理。經過打聽，才知道評委會不查則已，一查竟查出四五篇類似的故事。不過有的說是畫兒，有的說是銅器或瓷器。
過了兩年，有位美國外交官夫人，是華裔，喜歡中國小說。她給了我一些台灣出的小說，才發現那篇被我抄過的“原作”，名叫《金絲鳳》。我跟香港導演李翰祥合作拍電影《煙壺》，說起此事，他給我看了一部他拍的片子，竟也是類似的故事。
由此才知道，我那位朋友老趙跟我說這是他祖父的故事，有點可疑了。這是個在中國流傳頗廣的傳說。大家都拿來再創造。若說抄襲，大家都是抄的祖宗的遺產。
但當初剛聽到有人認為這是抄襲時，我頗不服。就以“畫兒韓”中的一個人物那五，單獨寫了篇小說。上帝很公平。第二年《那五》得了中篇小說獎。而“畫兒韓”落選那年我也沒全白過。那一年我的中篇小說《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得了第一屆中篇小說獎。
得不得獎事小，但從此給我的教訓很深。凡有類似題材被寫過者，一定避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