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地方的、民間的，純樸、健康，鄉土氣息濃厚的藝術，一經這些文人大佬加工改造，就帶上了統治階級的思想色彩和貴族化的藝術趣味。貴族文人常有的富貴氣酸腐味一滲入藝術領域，就像把一杓肥油加進了雨前龍井中，玷汙了整個境界。更何況，統治層中有權有錢卻沒有文化修養的大有人在，為了迎合這一部分人的趣味，更易沾上庸俗繁瑣的毛病。這在工藝美術中看得最清楚，比如北京的家具製造業，按工藝技巧說，無疑清朝時發展到了極致，魯班館的家具叫人驚歎它的精致細巧，但和明式家具比起來顯得刺眼的庸俗和繁瑣，由此也就有了脫離群眾，脫離人民的傾向，再進一步就有隨著統治階級的衰敗滅亡而衰敗滅亡的危險了。這一點也許從昆曲身上能看出點眉目。昆曲的藝術成就是登峰造極的，無論唱念作打，到今天很多劇種還要從它吸取營養，但昆曲本身，從幾十年前就已衰落了。說來可歎，我對昆曲的興趣竟是看蹭戲培養的，我小時家住天津法租界，那時白雲生、韓世昌常在“新中央戲院”演出，上座極差，每場不到四成，小學生們進去看蹭戲把門的攔都不攔。就我記憶來說，行頭比昆曲班再破舊的很少了。解放初期，幾位昆曲名伶都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舞蹈團當了基本功教員。白雲生的《拾畫叫畫》、韓世昌先生的《胖姑學舌》都隻能在聯歡會上露演，許多武生演員，竟改行去耍獅子舞了。新中國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政策才使昆曲解放出來，周傳瑛等改編演出了《十五貫》，這才有“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之盛事。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劇院，昆曲作為一個劇種才重新活躍在舞台上（前清北京某王爺酷愛昆曲，在他高陽的封地上成立科班，請蘇州昆曲藝人教他莊子上的農家子弟唱戲，才有了北昆一支，故北昆雖出自高陽，仍把它算作北京藝術）。
北京藝術比起外省地方藝術來，和統治階級的關係更緊密，所以時代的發展，階級地位的變動和藝術興衰關聯，在這裏就看得更清楚些。有些藝術品種，明顯隨著統治階層的衰敗而衰敗了，人們可以感歎，可以悵惘，但絕無回天之力。當然也有不受這種影響，始終保持著藝術生命力的藝術品種，那是因為它們與普通人民始終保持密切聯係，並且不斷的有所發展有所改造，隨著時代前進而前進。所以我們在麵塑、內畫、風箏、景泰藍等方麵都看到新的人材，新的成就。
北京也有純粹土生土長的藝術，但不見得高明，留傳下來有所發展的也有限，有的改頭換麵以新的樣式傳下來了。如曲藝中的岔曲、單弦，倒是北京八旗子弟的創造，兩者都發源於軍旅，前者創於清朝南征之時，後者是乾隆時期遠征大小金山時的創造，都是用以慰藉士兵們的思鄉情緒，班師之後帶回北京，成了子弟們消遣的藝術，隻準演唱，不許收費，故謂之“子弟消遣”，民國後才流入民間。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樣子與當年已大不相同了，當年的“八角鼓場子”是一個完整的晚會，由“鼓、柳、彩”三部分組成，八角鼓開場，到牌子戲終場，中間有“哄哏”（相聲）、“群曲”、“戲法”、“快書”等多種節目，節目的種類、次序都有嚴格的規定，是不許亂來的。大約是太貴族化、規範化了吧，一旦走入民間就打破了它的規範，留下岔曲和牌子曲組成一個曲藝節目，“哄哏”、“快書”等各自獨立，最後的牌子戲隻附屬於單弦演員的節目中偶爾作一次演出。前些年顧榮甫、尹福來還可唱牌子戲，也就是“拆唱八角鼓”，尹福來不化裝彈弦兼演旦角，顧榮甫歪戴烏紗，身著大紅官衣，手執馬鞭，邊唱邊舞一出《小上墳》，演得滑稽突兀，精彩絕倫。此後我就再沒看過拆唱的演出了，我想會唱的人即使有，怕也不多，而且多半年事已邁，再過些年怕真要絕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