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覺察到他讀書所受的影響的。翻開《台灣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嗎？
除了讀書，林先生年輕時感興趣的就是看戲看電影，他把這也當做學習。他很少有娛樂活動。他不打撲克（會打橋牌，技術不怎樣。）不跳交際舞（他是會跳舞的。在大後方時他還跟著戴愛蓮先生正經學過舞。）也不下象棋。有時下下圍棋。下圍棋耍賴。我跟他下圍棋，他贏了就叫我數子兒。他輸了就搶著自己數，在數時作手腳。把我的活子當死子給我拿掉。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和林同時參加了中央土改團。我到安徽，他到湖南。這期間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進行改組。創作組被取消了。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瀟灑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裏？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係工作單位。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區，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適。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並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來吧。”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林到來不久，領導號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適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作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我曾隨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裏鍛煉。村幹部忙於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著他們參加勞動。前兩年，北京電視台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入生活的踏實勁，在別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穀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隻在放假時才能來京。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鬆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時對寫小說沒有興趣，醉心於戲劇創作。戲劇中隻限於話劇，話劇裏又單寫喜劇。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別提排演。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可他竟能打點得滿舒服，還不用借債。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隻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唯一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貓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幣四十元，也是花在寄賣行裏。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並論。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裏紅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誌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紅極一時的小說。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裏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五十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裏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麵，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一九五五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來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跟他的提醒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