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加會。但不是正式代表，隻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一九五七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的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他僥幸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藥，差點造成事故。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有人是叫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他什麼都沒講。而在此後二十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一九七九年，我“提前退休”後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別人討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我就說了我的發現。他也覺得不一般。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他端著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隨便就告訴你。你得付點代價。”我聽了就再三追問。並答應如果消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裏。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四人幫”的消息。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
形勢發展飛快。我倆又有權拿起筆寫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個人選集，林斤瀾說：“出北京作家的選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對此卻不熱心。他對編輯說自己建國後寫的小說不多，字數不夠，不出也罷。林知道後馬上去找汪曾祺，激動地說：“你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為什麼不出呢？字不夠趕寫幾篇就成了嘛。你積極點好不好！”汪很感動。趕緊又寫了幾篇，這一寫不僅把這本書的字數湊齊了，而且從此又燃起了寫小說的熱情，掀起汪曾祺小說寫作第二次高潮，新時期文學史因此多了極為光彩的一頁。
一九八四年我奉命到中國作協工作。在北京文聯的同行給我送行的會上，斤瀾坦率地說：“友梅去當書記，對他個人還是對工作，都未見得是好事。是得還是失很難說。恐怕還是失多得少。因為他的性格就是個作家，並不適合擔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國作協後，工作有了成績，他表示讚許。有失誤他更毫不保留的當麵指責。他卻從不怒形於色。我們相識數十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怒形於色過。他會氣得發抖而不會氣得發火。最惱火時也隻是搖搖頭結結巴巴地說“你瞧，你瞧，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呆的地方是個是非焦點，我工作上，做人上確有缺點。但人們對我也常有不少誤解。我極想離開這個崗位，但出於從小養成的組織觀念，不得到批準，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這在特殊時期就引起非議。斤瀾聽到過非議，並且同意人們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議論，也不因此而疏遠我。而是當麵對我說：“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適可而止吧。”我很為他的誠懇和友情而感動。林斤瀾是個好人，是個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