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將會有人寫寫金受申。
說“會有人寫”，是因為近來有人開始注意他的學問和作品了，前邊加個“將”字，是眼下還沒聽說誰想寫他。解放後，金受申不算得誌，一來是因為他個人的種種原因，發跡不起來；二來是他那套“學問”在前些年沒人當成學問，不僅不當成學問，說多了有懷念舊社會、為腐朽生活方式招魂之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解放前發表的，解放後沒寫多少東西，熟悉情況的老人，大半和他一樣作古了。新人想寫，卻了解得不夠。
我認識金受申是在解放之後，熟識，但沒交情。
北京飯店後身霞公府，西頭有幢紅色小樓，如今成了北京飯店的後勤部門，躲在高大漂亮的貴賓樓後邊，顯得又矮又舊，死鼻子塌眼，來往行人誰也不注意它。可在五十年代這門口還真熱鬧過一陣子，因為北京市文聯和市府文化處都設在這兒，出出進進有不少名人。名人有兩派，一派是解放區來的，如李伯釗、趙樹理、馬烽等等，剛從解放區進城，生氣勃勃，風華正茂，是革命文化的主流，當然引人矚目；另一派是北京原有的大家名流或剛從國外歸來的文人學者，如老舍、梅蘭芳，名高望重，根深位顯，是團結統戰的對象，格外受到尊重。坦白地說，有些後來被尊為“宗師”、“泰鬥”的人物那時都還站不上最前排。出出入入，打頭碰臉遇見名人是常事。有回我要出門辦事，有個瘦溜溜的中年人擋住了路，那人正衝著傳達室姓田的老頭一個勁鞠躬，謙恭地說：“您辛苦，您多照應，您多捧……”我剛說聲“勞架，讓我過去”，那人回過臉來衝我也來一躬，笑著說：“我叫馬連良，剛從外邊回來，還不大懂咱們的新規矩，您多照應，您多捧，您……”我連忙還禮。門外頭更熱鬧，一群年輕人正伸著脖子往文化處院裏看。一打聽才知道新鳳霞剛走進門去，戲迷們要等著她出來時再看一眼，那時候誰會注意穿裝打扮都像個擺卦攤的金受申？
我跟金受申在一個單位工作也算有些年，沒記得他換過行頭，不論是冬天的幹部服，還是夏天的白襯衣，都是又肥又大，袖子蓋住手，褲腳掩著腳麵，一年四季頂著個幹部帽，大概從頭上就沒摘下來過，一手拄著根大拐棍，一手挎著個破書包，手中攥著條大手絹，他的手有殘疾，還有一邊走路一邊拿手絹擦鼻子的習慣。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勁才調到文聯來的。鬧不清那以前他幹什麼，好像是在小學教書，但也不一定，總之調來前他的處境不好，為什麼不好？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多嘴，隻是老舍先生對他的關懷給我留下挺深印象，為調他來文聯，老舍先生說了好幾回：“這個人有用，現在他處境困難，咱們調來也算人盡其才，大夥兒都幫幫忙，都是動筆杆的……”
金受申來了，先在《說說唱唱》，後在《北京文藝》，都是當一般的編輯，拄著拐棍按時上班，老老實實看稿退稿做一切分配他做的事，開會很少發言，平時我們聊天他也不大插嘴。那時我們年輕人正全心全意學習老大哥，讀小說讀的是法捷耶夫、尼古拉耶娃，看電影看的是《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我們說這些他插不上嘴。不過他能插嘴的事情他也不大插嘴，研究工作，給領導提意見他不說話，爭等級，爭待遇這類事他不摻和，人們也並不因此表揚他，人們不怎麼注意他的存在，他也滿足於不被人們注意，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身上總帶點兒酒味。早上就有，下午尤甚。
可時間一長，就露出點兒他的麵貌了。
這年冬天我病了，高燒不退。那時候還沒有公費醫療，我自己買些羚翹解毒丸，阿斯匹林之類吃了不見起色。在走廊裏碰上金受申，他問了問我的病情，站在那兒號了一下脈，說：“到屋裏去。”進屋之後他找了張稿紙，掏出他的大號金星鋼筆，嘩啦嘩啦，就開了一張方子說：“到北邊的藥鋪抓兩副，吃好了請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退你藥錢。”我半信半疑去藥鋪抓藥，櫃台上一看方子，問我：“您跟金大夫是同事嗎？他近來怎麼樣？”我一聽愣了，笑道：“這位金同誌是我們的編輯，不是大夫。您認錯人了吧？”藥鋪的人說：“編輯開的方我們敢給抓嗎？金受申，正式掛過牌的！我們都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