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也就是那一陣，金受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談北京的電車，他還存有北京頭一天通電車時的電車票。還有一篇談“勤行”，說了他早年在砂鍋居吃飯時堂倌的服務態度。又有一天我翻舊雜誌看到他寫的一篇談風箏的文章。其中特別講了當年在放鏢砣玩的人。別人在紅牆裏邊放風箏，他在紅牆外，看誰的風箏好他把鏢砣甩上去鉤住人家的線，把風箏拉拽到牆外取下搶走，場內的人要繞出紅牆得走好半天，追出來搶風箏的人已跑遠了。這些引起了我的興趣，我跟寄水打聽他以前都在哪裏發表文章。經寄水介紹，我找了當時的立言畫刊等舊雜誌來看，才發現他寫北京風俗的文章，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茶館酒肆，花鳥魚蟲的文章足有幾百篇，少說也有幾十萬字，其知識之豐富，文字之老道，絕非一般小報文章可比。在這方麵他確實稱得上是既雜又專的一家。我這才明白老舍先生為什麼對他器重，也覺得他這套學問和他這人都還沒得到充分發揮。
我有意找他閑談，想了解他以前的情況。他拿出一張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畢業紀念”的照片給我看。那上邊有他。他以此證明他是正經進過大學門學文學的，他說隻因後來選擇了通俗文化這一行，就困頓住了。我懷疑搞通俗文化是他困頓的唯一原因，我覺得他自己也並不把這話當真，但我們誰也不想點破這一點，談話就此結束。
一九五七年我又回到北京文聯。反右前曾和金受申有過較多的接觸，聽到他酒後說幾句平常不說的話。反右中我成了右派，就斷了和他的私交，隻在會上聽到他幾次發言，也聽到幾句他平常不說的話，那些話都是在泛泛的討論問題時說的，到揭發批判我時，他卻閉緊了口一聲不出。由此我對他的為人、處境和心態又多了點兒了解。我下去勞動改造之後，有天在西單街頭碰上了他，本想避開，他熱情地叫住了我，問我生活怎樣？我說還過得去。他說：“我在研究你的會上說了，‘小鄧就是個毛包，別的有什麼？’你別急，勞動兩年就完了，你才多大歲數！”我很感謝他，但沒多說什麼就分手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
後來我去了東北。後來聽說他得了病，是癌，但他拒絕開刀，後來就聽說他去世了。
“文化大革命”過後，我又回到北京來。有次去看金寄水。談起金受申，寄水說金受申去世前他去看過。見到寄水他哭了。金受申說：“這年頭你還敢來看我，真夠朋友。”我說：“金受申這病和他愛喝酒怕有關係吧，他酒上太沒節製。”
寄水說：“咱們全叫他蒙了，最後見麵時他才告訴我，其實他不能喝酒，也並不多喝。帶點酒氣去上班，是故意要給人造成個長醉不醒，懵裏懵登的樣子。這樣可以減少許多麻煩……”
這也是最後一次和人談起金受申，不久寄水也去世了。我總以為都住在北京，來往很方便，反倒沒抓緊時候多去看幾回寄水，他去世時我正出差在外，回來看見訃告，我很傷心，覺得對不起朋友。
我想將會有人正正經經地寫寫金受申，也會有人正正經經地寫寫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