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演員的也要虛心聽取批評，不可自以為是。據說當年有個唱花臉的，專唱張飛，唱起來怪聲怪氣，動起來亂蹦亂跳，別人批評他，他還惱火。他一上台觀眾就抽簽。劇團領導人隻好炒他魷魚。這人不服氣，劇團不幹了就在家裏唱，又唱得四鄰不安。人們告到派出所，警察勸他不要唱，他說：“我這是正牌藝術，你們不懂。”警察說要唱可以，你到山溝沒人地方唱去，不然拘留你。他沒辦法了，隻好拿著丈八蛇矛到山溝去唱，自己唱沒人聽，十分寂寞，恰好來了個打柴的，他把丈八蛇矛一橫說：
“喂，你想死還是想活？”
打柴的說：“好好的，我幹麼想死呀？”
那人說：“想活就坐下來聽我唱一段戲，唱完放你走，想死我就給你一蛇矛！”
打柴的說：“聽戲唄，這有什麼不好辦的？”
打柴的坐下來，那人就唱，唱了不到一段，打柴的跪下給他作個揖說：“先生您還是殺了我得了。”
五
看過上海京劇團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請京劇團，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這裏見到香港票界幾位著名的熱心京劇藝術、並頗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包幼蝶、李和聲、陳廷驊諸先生外，還見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發現票友先生們，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個印象，以為海外票界以天津人為主，如今不得不承認，我們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戲的多唱戲的少。我在北角看戲那天，聽到劇場大廳裏有幾個角落傳來我熟悉而親切的天津話時，我激動不已，裝作看海報站在近處偷聽了好久。談話的內容，無關緊要，隻是那鄉音，口氣，神情，以至穿裝使我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童年，我太太問我：“你呆呆的看什麼？”我說我對這話音，場景那麼熟悉。盡管我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馬上可以猜出或編出他們的經曆故事來，因為他們那麼像我的舅舅、鄰居、親戚，和父輩的朋友們。假如我要寫小說，選這些人做模特有把握的多。而對地道香港人，即便認識了一段時間，也很難把握住他的心理，性格特征，因為我不了解他們生活的環境。我們常說寫說小要“熟悉生活”，就是指這種“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過的，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天津人，則不知租界為何物，他們如果在香港聽到那幾位同鄉談天，就未必產生我那樣的親切聯想。就像我和現在天津人相處並不引起我對童年的回憶一樣。
我對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錯覺，是趙伯溪先生引起的。
伯溪先生在舊金山經營商業，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伯溪先生夫婦都成了舊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劇錄相、錄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極豐富的。他在這方麵的成就大概不亞於他的經濟上的成就。趙先生之到美國定居，也和京戲有點關係。三十年代末期，他還上學，就成了戲迷。這年夏天他從學校夾著書包出來，溜到“中國大戲院”去聽戲。當晚是馬連良唱《群英會》，那是馬連良的“扶風社”全盛時期，小生葉盛蘭、小花臉富祿，花臉則是袁世海。馬先生講究四框嚴謹，不僅行頭、旗包、守舊、桌圍處講究，連龍套、武行也一律要求頭剃的光亮，大領潔白，可這天有點異樣，台上四個龍套唱著唱著剩下兩個了。馬先生在台上也有點神色慌張。再看前台，不少觀眾在抽煙。伯溪先生奇怪。拉進茶房來問：“夥計，怎麼啦，怎麼馬連良的龍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說：“少爺，出門看看去吧，外邊發大水了！”伯溪先生想去看看，卻又舍不得扔下馬連良的借風不聽。等諸葛亮的風借到，戲院外的水也沒了半個洋車軲轆。英租界地勢低，水更大，伯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著馬路去到火車站，買了張票登上火車。從此一別天津五十年，在美國落了戶。我在舊金山見到他時，已經是位功成業就的美國實業家了。
六
說我們天津老鄉看戲的多唱戲的少，這話不準確。在當天的宴會上就又被事實駁倒了；因為那天在餐桌上談到了蓋叫天先生，蓋先生是天津人，京劇界還有幾位也是從天津出來的。老生李宗義、花臉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張春華是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張雲溪也是從這裏上的台。
北方有彩頭班，不知從何時起，我記事時已在天津有兩家以機關布景著名的戲園：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連台本戲《狸貓換太子》；而另一個就是“稽古社”的專用劇場“天華景”。我的年紀和張雲溪他們相差不多，開始看他們的戲時他們也都是孩子。我小時雖愛看戲，但很怕由大人帶著去，大人看戲不顧小孩的心理，專看他們自己愛看的悲劇或文戲。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強烈的刺激。後者則越聽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戲時就專去“天華景”。看連台本戲《西遊記》，孫悟空活潑、豬八戒可笑，而最吸引人的是機關布景，演獅虎大仙戰悟空了，獅虎大仙舉起寶瓶時，突然滅了燈，台上變成電影；眼看著妖怪祭起法寶把悟空收進瓶子裏去，這使我驚詫不已。還有一場戲，台上的唐僧竟當眾被妖怪用火燒著，化為灰燼，雖然燒到一半就已看見那唐僧袈裟裏是一副蘆葦紮的骨架，我仍恐怖萬分，經半個世紀回憶起來還曆曆在目。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過“慶樂戲院”演的機關布景，覺得不如四十年代“天華景”演的好；當年“天華景”的機關布景很可能是中國北方最高水平的。真正的內行，對“機關布景”彩頭班，有點像文學界看待武俠小說，把它們視作“低檔藝術”。我倒覺得引進現代舞台技術，增加一部分觀眾特別是少年觀眾的興趣，也不失為一品類，也有存在價值。大可不必嗤之以鼻，而且彩頭班也一樣出好演員。張雲溪、張春華、李元春、賀永華都是難得的好演員。
“稽古社”到後期就有點邪了。先是上演了從美國荷裏活影片《羅賓漢》抄來的《俠盜羅賓漢》，在戲裏大跳芭蕾舞《天鵝湖》，還由意大利人，匈利人弄了個西樂班子，天津人叫“洋鼓洋號”。張春華在洋鼓洋號伴奏下跳西洋舞。這出戲盡管有點歪門邪道，可是很賣座，票價由三角漲到一元，連演了三個多月。班主嚐到了甜頭，接著就又排了部美國電影戲《月宮寶盒》（這似乎是《巴格達竊賊》的一個版本）和社會新聞劇《燕子李三》，此後“稽古社”就走上了下坡路。到一九四四年班社就解散了。“稽古社”為京劇的發展做出不少貢獻。可也有教訓值得注意，一種傳統民族藝術的改革，必須保存自己的精髓，以我為主，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若一切都隨人家的模樣辦；就沒有自己了。
七
在香港票界的招待宴會上聯想起“稽古社”。“稽古社”演出了好戲，培養了人材，這些成績和一位票友分不開。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渤海先生。
天津高家的發家史，可以寫一部曲折離奇的小說，從數十年前我就注意過有關資料。高渤海先生是高家發達後的第二代，他從小愛聽戲。由愛聽到學著唱，高家的產業之一是天津法租界的“勸業場”。“勸業場”四樓有個戲院叫“天華景”，少爺要學戲，自然很方便，他天天下了學就到天華景去找老藝人學戲練功。一九二九年秋天，他又去練功，教他的教師婁廷玉說：“少爺，我再幫你說兩天戲可也就分手了，班子要散了！”
高渤海聽了很吃驚，問婁先生：“沒辦法了嗎？”婁先生說：“辦法倒有一個，那就是他們不幹你來幹！”高說：“我還念書呢，哪會幹這個？”有兩位藝人就說：“有錢就行，你不會幹我們教你！”高聽了心中一動，回家和父親高星橋老先生商議。高星橋先生是個創業之人，頗有眼光。二話沒說，拿出一萬元來叫他去試試看。年紀輕輕的高渤海就成了“稽古社”的班主。
高渤海熱愛京劇，又有文化修養，有事業眼光，再加上交際廣泛，這就具備了成功的條件。
“稽古社”的營業好轉後，高渤海先生以藝人子弟為基本學員成立了“稽古社子弟班”，致力培養後輩，為求科班發展，他高薪聘請尚和玉先生做名譽社長。有尚先生作大旗，還怕請不來好教師嗎？所以程繼先、李吉瑞、蕭長華諸位名家全來授過業。葉盛章是尚先生的門婿，他來天津探望嶽父，被請到社裏說戲，就收了張春華做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