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彰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複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在這裏，以倫理價值判斷為曆史人物評價標準的作法被發揮到了極點。理宗在位長達四十三年，無論在哪個領域均未獲得自豪的成就，相反，他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尊崇理學，內政紊亂，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先後竊弄威福，政治極度腐敗，經濟瀕於崩潰，外交無遠見卓識。端平入洛，招禍啟釁，直至蒙古軍興，疆宇日蹙，敗亡之勢無可挽回。這樣一個帝王，《宋史》仍給予尊耀的地位，其中原由，不言自明。
列傳，大多記載的是位處人臣地位的曆史人物。《宋史》列傳的編撰者也總是以理學的標準來評判其是非功過。如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議論多取自朱熹編撰的《宋八朝名臣言行錄》，認為朱熹對王安石的評價，乃“天下之公言也”。張浚有恢複中原之氣概，無光複神州之才幹。富平之敗，失地千裏，聽信讒言，枉殺名將曲端，這些都是無法否認的汙點，而《宋史》卻因其子張縂乃號稱“東南三賢”之一的理學大師多護之，諱言其過失。又如史彌遠，擅殺韓□胄，函首送金，廢立寧宗之儲君趙竑，逼其自縊，矯詔擁立理宗，擅權寧、理兩朝二十六年，招權納賄，靡所不為，實為秦檜之後的一大奸相。《宋史》卻未將其列入《奸臣傳》，原因是韓癅胄當政時有“慶元黨禁”，貶黜理學為“偽學”，史彌遠上台後，弛黨禁，《宋史》編撰者即因此門戶之見，在《寧宗本紀》與史氏本傳中均未載其擅殺廢立之事，寬宥史氏，諱言其惡。還有卷四百六十之《列女傳》，入傳者大多為節烈風範之女性，充斥著封建倫常的說教。
事實上，《宋史》的修撰者明確表示，撰史就是要“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以匡扶”。也就是說，隻有闡揚解釋儒家三綱五常之“道”的史書，才配稱為曆史學。《宋史》正是將理學抽象概念之辨落實於具體曆史事實的價值判斷，從具體的曆史事實出發，通過滲入史家主體意識的論、讚、曰的史評方式陳述表達其理論思想，使理學的理論形態始終與具體的史實聯為一體，在本質上避免了概念抽象的玄虛和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