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一歲的那年，一場大水把我衝出幾十米遠，但隻是衝走了母親千辛萬苦為我做的新鞋，卻沒有衝走我的生命；在我十三歲的那年，跟一位從各方麵來說都比我強大的同學摔跤，腿被摔折了，但僅靠了鄉村簡陋的醫療條件卻使它完好如初，沒有給我以後的人生留下任何麻煩；我家成分本不太好，在村裏許多權利往往被剝奪，但在我該上高中的時候，國家卻不再講成分，而且上學也不再推薦；上完高中，又趕上物價還不太上漲，我可憐的父親靠一個鄉村教師微薄的工資和幾畝坡地，竟然奇跡般地同時供我和姐姐享受了高等教育；畢業了，那時還不流行下崗，國家居然又給了我這個農村的孩子一個飯碗；那個靠挖煤供養了我好幾年的山區小礦日見艱難，許多挖了一輩子煤的老礦工都丟了飯碗，而我竟然靠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好心人的賞識混進了省城，找到一碗飯吃。更出人意料的是，我已經年過而立，肩上還擔著早逝的父親撂下的好幾副擔子，在我自己都要認命的時候，居然能夠追求到婚姻這麼奢侈的享受，而且，在結婚的前十天，竟然又租到了一間房子，還借到五千元錢。
我本應感謝生活，但因天生劣性未改，有時心生不平。欲壑難填的時候，我常常走到街上。看到那些送葬的隊伍，我就對自己說，你畢竟是幸運的，因為你至今還活著。看到那些殘缺的人，我就對自己說，你畢竟是幸運的，因為你至少還有一個健全的體魄。看到那些行隻影單的人，看到那些露宿街頭的人，看到那些四處乞討的人，我簡直對自己深惡痛絕，因為我發現自己豈止是幸運的，簡直可以說是幸福的了！我雖然青春已逝，但至少在兩鬢斑白之前找到了一個患難與共的人兒；在這個高樓林立的城市，雖然沒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房間，但至少目前我還能租到一間別人剩餘的房子庇護我心愛的新娘；我可憐的母親和弟弟雖然失去了丈夫和父親，但至少目前他們的兒子和兄長還能擠出一點食品和布匹，使他們不至於挨餓和受凍……
遠處的華燈次第燃亮，歸去的時候我已經心平氣和。坐在那間被自己親切地譽為“寄居齋”的一隅的燈下，對著雪白的紙張和柔和的燈光，我想這個世界畢竟是多麼美好，我應該為她留下一點讚美和感謝的文字——在自己還有那麼一丁點精力、勇氣、良知和激情的時候。
首先，我想感謝那個冥冥中的造物主，是他慷慨地饋贈給我們生命所必需的空氣、水和陽光；接下來，我想感謝這個國家，是她給了我們安定、秩序和做人的許多權利；我還想感謝給了我生命的父母，給了我親情的兄弟姐妹，給了我生活樂趣的愛人以及給了我幫助和友愛的朋友、同事、長官。
最後，我還想感謝那個既高貴又卑下，既給我帶來無限快樂又使我幾次身交厄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家夥——文學。目前，她正像幾年前流浪中的我一樣，清高而又自卑，超然物外而又憤憤不平。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如果不是因為那麼幼稚而又狂熱地追求自己所謂的夢想，或許我的父親至今還活著，或許他正過著兒孫繞膝、心滿意足的愜意日子；那時如果不是那麼盲目而又固執地相信這個世界，或許自己的心不會變得這麼麻木、冷漠而又支離破碎，或許自己總有一根血管裏還流淌著熱的、富有人情味兒的血液。
那是1992年，我在一個礦區小報社好好地做著一名小編輯，或許是受了流浪詩人海塞的影響，或許是過分相信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古訓，或許是自己的天性中有一種流浪的情結，或許我還夢想著在流浪的途中不斷有什麼豔遇。總之，在那座煤礦還沒有露出破敗景象的時候，在大家都在熱火朝天地學習鄧公南巡講話的時候，我卻悄悄收拾好行裝，豪邁而又悲壯地向周圍驚訝不已的人們宣布——我要流浪去，我要到遙遠而又陌生的地方尋找真正適合我的生活，我更要像鳥類一樣不斷地遷徙，像鳥類一樣為人類歌唱。做了一輩子鄉村教師的慈父沒有阻擋我，甚至還默默地用學校簡陋的油印機幫我印製傳單，母親流淚了，但一邊流淚一邊為我在一麵紅旗上繡製“弘揚偉大的魯迅精神”幾個大字。
出發的日子到了，那是1993年3月一個暖洋洋的早晨，父親在我起床之前就下了地，他沒有送我。可是，就在前一夜，在我收拾行裝的時候，他忽然跑到我的房間，站在我麵前失聲痛哭。他喃喃地說，你一個人出去在哪兒睡，在哪兒找口水喝！他一直呆呆地站了很久，滿頭的銀發悲哀而又絕望。我是我父親的學生，在我的記憶中，他總是慈祥而又嚴厲的，他從來沒有在自己的子女麵前過分地流露過自己的感情，可那天他卻像孩子一樣無助地哭了好久。我是被我上初中的弟弟送走的。出了村口，望著遠遠樹叢中父親含辛茹苦新建的房子，我忽然意識到，父親是多麼希望我平平安安地留下來，與他共享他用一生的心血和汗水為我們建造的新房，然後我再為他娶一門媳婦。可是，遠方在呼喚，眷戀在燃燒，我年輕的心已經顧不了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