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便包含了我所謂的一組基本的關係項：異域/本土。就是說，並不是異域的日本文學自身對中國文學產生了獨立的影響，而是中國人“在日本”的體驗與自己的本土需要這兩者間的“關係”賦予了中國文學新的內容與新的形式。概括起來，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來理解這一組關係項的實際效能：
1.中國文學現代轉化的“動機”是本土的需要。今天還有人誤認中國新文學在“輸入”西方文學之後斷裂了自身的“傳統”，其實，在大規模的中外文學交流之前，中國文學已經置身於衰弱不振的境地了。“吾生恨晚數幹歲，不與蘇黃數子遊。”“吾輩生於古人後，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這就是當時中國文學家的普遍痛苦。當他們沿著中國古典文學的故轍繼續前行的時候，已經體味到了靈感淤塞的尷尬。在這個前提下，如何激活文學的靈性，重現創造的靈光，便成了內在的迫切要求。
2.日本異域體驗的根本意義就在於“激活”。這些新異的社會人生見聞擊碎了我們業已封閉的文學思維，在我們原有的令人窒悶的寫作慣性之外另開一重天地。“本土”的第一層意義就是自我，就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本土需要”也就意味著借助“異域體驗”來恢複自我的感知能力。這就是鬱達夫所說的“覺悟”：“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四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曆程。”對鬱達夫這樣的青年學生而言，日本體驗的強烈衝擊有時候簡直難以招架：“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競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坦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但另_方麵，自我精神的生長卻往往就在這“如潮水似”的異域體驗之中，魯迅說得好：“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
3.日本異域體驗的最終成效又還得中國本土來加以“驗證”。這裏的“本土”又意味著文學體驗的對象，“本土需要”就是“體驗中國人生”的需要。獲得了“日本體驗”的中國作家並不是以書寫日本見聞為自己天職的，對於本土人生的重新發現才是他作為“中國”作家的目的，日本或其他任何一種西方文學的“現代性”本身並不是衡量中國文學現代成就的標準，中國作家在本土所表現出來的創造能力才是文學的財富。也就是說，通過異域又返回本土，並使自己的靈感為之“複活”，這恐怕比什麼都要重要。在這一方麵，魯迅可能是最自覺的一位，從他早年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開始，就總是將異域的見識“拉回”到“中國”的現實，體驗“日本”與體驗、反思“中國”幾乎是同步的，日本的國民性問題啟迪的是魯迅眼中的中國國民性問題。魯迅後來甚至很少整篇“暢談”日本的事物，但這並不表示他缺乏對日本的體驗，恰恰相反，他是將在日本體驗中獲得的人生感悟投放回了中國，或者由眼前的日本的現象不斷聯想到中國，或者是在體驗中國事物的過程中不時插入與日本的比較。1918年，在介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的人道主義思想時，魯迅道出的卻是他對中國人的憂慮：“全劇的宗旨，自序已經表明，是在反對戰爭，不必譯者再說了。但我考慮到幾位讀者，或以為日本是好戰的國度，那國民才該熟讀這書，中國又何須有此呢？我的私見，卻很不然。”“我想如果中國有戰前的德意誌一半強，不知國民性是怎麼一種顏色。”1934年，因為給海嬰照相的經曆，他又聯想起了中日兩國在教育孩子方麵的差別，“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在《魯迅全集》中，到處“散落”著這樣的日本體驗，到處都是魯迅從日本“返觀”中國的精辟之論。“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今天，我們常常引述魯迅《文化偏至論》中的這段話來說明文化與文學的“比較意識”，或者證明中國人在開放中“走向世界”的必要性，但文化“比較”與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卻可能被忽略：作為一位中國作家，我們最重要的應當是感悟自己的人生而非在“比較文學”的時代“變”得與西方一樣，或者說是首先必須“直麵”和解決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這才叫“首在審己”。魯迅的最大意義就在於他的“審己”，在於他比照先前的日本體驗，為我們重新描繪了中國人生的“慘淡”與“鮮血”，這些人生的“慘淡”與“鮮血”又正是那些囿於傳統視野的作家所未曾發現的。
這就是中國作家從本土需要出發、經由異域體驗的激發又返回到本土體驗的全過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史上日本體驗的特殊作用之所在。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史上，異域/本土的互動關係貫穿始終。但應當看到，在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文體那裏，這一組關係具體呈現的層次都有不同。如果我們將從黃遵憲到梁啟超的文學諸界“革命”視為發生史的第一階段，那麼這一階段的文學嬗變則聯係著留日中國作家“初識”日本的結果，從日本的初步“實感”中攝取的“新題”進入了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千年之後的中國詩歌終於有了自己的“新派”，這“新派”便成了梁啟超“詩界革命”的基本依據；戲劇藝術本身的實踐性決定了中國戲劇改革家必須“進入”到日本當下的生存狀態。這就是留日中國戲劇家重要的戲劇資源，於是，為日本戲劇資源所包裹的中國戲劇家也有了自己較為豐富的異域生存體驗；散文的現代嬗變最是生動地表現了中國作家在自己生存體驗的支持下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一文體的全過程，這裏有源自本土的需要，有從本土需要出發吸納異域資源，也有異域體驗反過來對自我認識的推動與深化；當然，也有僅僅從文學“觀念”上取法日本的近代政治小說的“小說界革命”，這一“革命”中的中國政治小說因為回避了真切的“實感”而流於枯燥無味。留日中國作家“初識”日本的這些成果是重要的，但是，我們也發現，他們這些異域體驗與本土需要的相互融彙卻似乎大體上停留在一個相對粗疏與籠統的層麵，即所謂的本土需要都不過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宏大目標，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回避了文學發展中個人的人生遭遇的深刻意義。到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學活動，日本的體驗就與個人內在的自我意識相互融彙了，無論對於日本還是本土或者文學藝術本身，這都可以稱為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體驗”。到了五四，更多的新文學倡導者擁有了區別於晚清一代的“深度體驗”，他們自覺地將異域的感受與自我發展的深切願望相互溝通，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則是一係列中國作家“深度體驗”的共同要求，至此，中國文學的現代嬗變得以完成。到了創造社作家那裏，對日本體驗的發掘似乎又演變成了他們抗拒既成文學權威的一種“需要”，於是，流行、活躍於當時日本的西方“先進”思潮成了他們竭力標舉的旗幟。到這個時候，中國現代文學的複雜格局也就出現了。
在以上的簡要描述中，我們還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即從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曆史來看，異域/本土這一組互動關係中的每一項並非總是起著相同的作用，曆史發展在不同時期調動“異域體驗”或“本土需要”的方式是有差異的。大體上說來，從晚清中國文學的衰弱不振到五四新文學的誕生，這一階段主要是如何借助“日本體驗”激活我們“本土”靈性的問題，因此異域體驗的廣度和深度可謂是文學發展的“前提”，而中國本土的需要則是它潛在指向；然而，當五四新文學出現以後，這個時候中國文學發展的關鍵則成了如何在“本土”體驗人生，在“表現中國”中發揮創造活力的問題，也就是說立足本土又當是文學發展的“前提”，而包括日本體驗在內的異域體驗則是它的潛在資源。隻是，並非所有的中國作家都能恰到好處地認知和調動這些“關係”，於是中國文學的發展也就存在著諸多的變數。
四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都受哺於中外文學交流的成果，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說，這些交流的基本體現便是中國作家的一係列異域體驗如“日本體驗”、“英美體驗”、“法國體驗”、“德國體驗”、“蘇俄體驗”等等。在所有的這些“體驗”當中，我以為是“日本體驗”與“英美體驗”更起著某種結構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學運動便是中國作家“日本體驗”與“英美體驗”共同作用的結果：日本體驗為中國作家造成的生存壓力激發了他們生命的內在活力，日本體驗中所感知的西方現代文明景象則成了他們的理想目標；英美體驗給了中國留學生比較完整的學科專業訓練，英美文學發展中的具體文學策略也往往成為中國作家直接取法的對象（如胡適對意象派語言主張的攝取）。然而，自五四以後，由於歸來的中國留學生社會地位與文化取向上的明顯差距，他們各自所倚重的異域資源也更加顯露出了彼此的分歧。充滿社會改造熱情但學科教育不夠完整的留日知識分子常常隻能在社會的中下層艱難求生，這在某種程度上拉近了他們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決定了他們的文學思想與文學追求帶有更加明顯的社會性、大眾性與政治革命色彩，其中一些作家傾向於進一步切入本土的人生體驗，視文學創作為現實人生的“苦悶的象征”，以異域弱小民族的反抗意誌當作現實批判的動力，魯迅、胡風就是這樣；另外一些作家則試圖在日本或經由日本繼續獲取對抗現實壓力的“先進武器”，於是他們從日本找到了蘇聯，找到了激進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創造社作家就是這樣。而英美留學生呢，因為一般都完成了令人羨慕的高等專門教育，在國內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所以便與社會的普通民眾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同時倒是與國家的管理層達成了某種微妙的默契，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的批判性資源被他們作了某些有意無意的淡化，而所謂理性、節製的新人文主義傾向與充滿實用精神的經驗主義傾向都得到了一定的強化，學衡派、新月派都是如此。當然，現代中國的留學生作家並不僅來自於日本與英美兩地，但是，從反映中國現代作家的異域教育狀況與後來長期的社會生活狀況以及相應的文學態度方麵，留日派中國作家與英美派中國作家卻無疑構成了相當典型的兩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一個潛在的日本/英美的體驗結構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總體麵貌有著重要的影響。
中國現代文學追求一係列重要的分歧都與日本/英美的體驗差異有關。有的論爭就直接來自留學生作家的兩種體驗的對峙，如五四新文學運動期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1923年的“整理國故”之爭，1924至1926年間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1927至1930年間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創造社諸人與新月派的論爭，30年代魯迅與林語堂的論爭等等。有的論爭雖然不是直接發生於這兩種體驗的對峙間，但參與其中的留學生作家卻依托了自己特有的異域經驗，如學衡派與新文學倡導者的論爭，學衡派主要的理論根據就是他們理解中的美國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在學衡派同人看來，他們的美國文化體驗才是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方向，甚至比胡適早先的體驗都更加的“正確”。自然，這兩種“體驗”的異質對應關係也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作家主體的個性特征的不同與人生經曆的發展變化，它們實際上也存在著某種相互轉化的可能。比如，40年代的戰火擊碎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他們也在“著陸”底層人生的過程中重新提煉了自己先前的異域體驗，於是倒是理解了留日作家的某些姿態，聞一多就是這樣。在曆經了人生世事的變幻之後，他“懺悔”道：“從前我們住在北平，我們有一些自稱‘京派’的學者先生，看不起魯迅，說他是‘海派’……現在我向魯迅懺悔：魯迅對，我們錯了！”他甚至說：“我們過去受的美國教育實在太壞了，教我們和人民脫離，幾乎害了我一輩子。做了教授，做了校長，有了地位，就顯得不同，但是這些有什麼了不起？”
在兩種體驗的異質對應及其複雜演變中，當能更加清晰地辨認和理解日本體驗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特殊意義。
§§第一章 “新語句”遭遇中的新觀念的濫觴——留日中國知識界的關鍵詞語與關鍵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