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中國知識分子以“天演公例”為警覺，激發自己在“列國競爭”時代的進取之心，探尋著一種更符合時代要求也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國民精神。其中，影響巨大的就是梁啟超的“新民說”。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首次標舉起“新民”的旗幟。創刊伊始，即以“中國之新民”為名連續發表了《新民說》、《新民議》、《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等重要論著，係統闡述了他在“列國競爭”時代重塑民族性格的主要思想。這些論著皆以嚴峻的世界形勢分析為依據，在強烈的危機氛圍中提出應對之策，因而自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梁啟超的論述洋洋十數萬言，涉及個人道德、國民公德、個人權利與自由、人倫關係、人格氣質、社群與國家等眾多的內容，係嚴複提出“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後最係統最完整全麵的“新民”理論闡述，在當時的留日學界影響甚大。《江蘇》、《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留日學生刊物都不時刊出有關國民性格討論的論述，以後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反省著中國國民性問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提出要堅決消除作為革命障礙的民族性格，如怯弱、浮華、詐偽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隸心、退卻心等等，陳天華《警世鍾》痛陳中國人“奸盜詐偽，無所不為”等劣跡，鄒容在《革命軍》中呼喚要“撥去奴隸之根性”，“除奴隸而為主人”，《革命軍》還多次摘引《新民說》的文字。可以說，正是從梁啟超《新民說》的宏大論述開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與文學史上源流深長的“改造國民性”思潮才構建起了一個完整的理性形態，並在很大意義上成了以後人們進入這一問題的起點。梁啟超提出的一係列有關國民精神與國民生存的詞語如“破身奴”、“破心奴”、“依附人格”、“獨立人格”、“國民”、“自由”、“權利”等等在以後的思想與文學實踐中都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闡發。郭沫若在五四以後回憶梁啟超思想的影響時說：“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弟子——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以“新民說”為代表的改造國民性思潮之所以能夠在留日知識界發生廣泛深遠的影響，自然也與日本明治時期思想界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有關。“‘國民性’一詞（或譯為民族性或國民的品格等），最早來自日本明治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理論，是英語或日譯，正如現代漢語中的其他許多複合詞來自明治維新之後的日語一樣。”但與其說是中國的思想家們在崇洋心理下“翻譯”了西方的國民性理論，還不如說是一種共同的民族危機意識讓他們“發現”了中國的國民性問題。
不過，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新民說”的核心是“群”。在梁啟超的文章中，“群”是一個使用率最高的關鍵詞，具有道德、政治與民族國家等多方麵的指向，合群救國才是新民說的根本目的。“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也就是說，梁啟超提出改造國民性還是為了國家、民族、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非個人的存在與發展。在梁啟超看來，“群”才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人而不群，禽獸奚擇？”他集中討論了“公德”、“私德”的問題，但卻賦予“公德”以更高的地位：“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為善人為惡人，而皆為群與國之蝥賊。”他鄭重其事地提出了人的自由問題，但卻明確表示：“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一般學術界認為梁啟超《新民說》的理論依據與斯賓塞“社會有機體論”這樣的西方思想有關，但是，追根溯源，我們仍然會發現其中所包含的傳統儒家精神：以群體需要而不是以個體需要為本來闡發人的倫理修養問題，這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質特征。“新民”一詞本身就始見於《尚書·康誥》，又是《大學》“三綱領”之一，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梁啟超也公開告白：“本報取大學新民主義，以為欲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甚至，頗具有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自由”一語也被梁啟超讀解作“克己複禮為仁”了：“孔子曰，克己複禮為仁。己者，對於眾生稱為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為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