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重視現代國家建設與現代人精神改造的諸多問題，也就不得不涉及一係列在西方現代化實踐中具核心地位的思想文化問題，也無法回避在這些問題中所包含的西方式的個人主義思想，例如人的權利與人的自由。然而他談論這些問題的立場卻是“群”，卻是與儒家傳統思維不無關係的國家群體，這就使得他的《新民說》事實上成了一個充滿矛盾的文本。當然，矛盾本身也就意味著多種可能性的存在，人們既可以在梁啟超所開辟的這一塊寬敞的話語空間中繼續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思考，也完全可能沿著其中的矛盾的縫隙曲折前行，最終找到自己的新的立場。例如，梁啟超剛剛連載完他的《新民說》數月之後，飛生就在《浙江潮》雜誌連續發表長文《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文章站在國民人權的立場上，批評梁啟超的立場為“倒果為因之弊”：“中國之亡其罪萬不能不歸於政府，國民之不責政府國民之罪也。歸亡國之罪於國民，而又勸其不責政府，則又何說焉！”
在梁啟超等近代思想先驅引入西方近現代思想以及其他留日青年知識分子接受或離棄梁啟超學說的過程中，浮動著另外一個關鍵詞：心力。心力（還有同義的“意誌”、“意力”等）這一詞語背後的意誌主義哲學在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並且在20世紀初葉的留日中國知識界那裏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對於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而言，積弱積貧而又體製臃腫的中國社會在近代集中體現為一個人生出路的問題。臃腫、陳腐而低效的國家體製直接剝奪了個人進取的機會，導致了從龔自珍到譚嗣同這樣一些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在質疑、否定傳統中提出自己的人生見解，以強化自我觀念與自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激發生存的勇氣。經由龔自珍的大力提倡，“心力”作為對於人的內在動力的描述成了近代中國知識界的流行概念。所謂“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又有言：“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日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到後來，“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譚嗣同繼續以“心力”對抗傳統的“天命”：“人所以靈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當無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雖天地不能比擬，雖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毀之，改造之，無不如意。”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是突出了“心力”與西方意誌主義思想的聯係。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大力介紹西方近現代哲學，並且不無誤讀地將培根的“經驗”與笛卡兒的“理性”統一於“我”和“精神”，又認為康德“以自由之發源全歸於良心（即真我）”。尤其重要的是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首次將標誌著西方唯意誌論思想成熟的尼采介紹給了中國人：“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兩大思想，一日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一日尼至埃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至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所鉗製。”這裏的尼至埃即尼采。到後來，梁啟超還很推崇占晤士（詹姆士）的“人格唯心論”，並從社會人格與個人人格的相互作用中領悟著“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他也欣賞伯格森的學說：“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便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誌發動的結果。”1906年章太炎出獄後東渡日本，“旁覽彼士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時有概述”。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的哲學中的“意誌”論頗多注意，最後在“以新知附益舊學”中形成了著名的意誌論主張：依自不依他。章太炎這裏的“自”指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自由意誌與獨立人格。他將尼采的“超人”意誌與王陽明的“心學”相聯係，用以說明自己的主張：“然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留日的魯迅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19世紀以來倡導主觀精神、推崇個人意誌的思潮，他購讀了有關尼采、叔本華、施蒂納、克爾凱廓爾等人的傳記，注意到了當時日本學界對尼采的介紹，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4次提到尼采及其“超人”學說，認為超人就是“大士天才”，就是“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人，就是不與“庸眾”同流合汙且對抗“眾數”的個性主義者，就是“力抗時俗、示主觀傾向之極致”的主觀主義者，又將上述這些重主觀意誌、重個人精神反抗的思想家連同文學家易卜生等一起稱之為“新神思宗”，他充滿激情地寫道：“十九世紀文明一麵之通弊，蓋如此矣。時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糾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為聞聲而搖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