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獲取日本文學經驗的更自覺的努力是在小說創作之中，但日本之於“小說界革命”的意義卻與“詩界革命”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說“詩界革命”主要是在攝取異域生存實感的基礎上邁出了自我嬗變的堅實的一步，那麼“小說界革命”卻剛好相反，正是因為對異域生存實感的規避，中國小說的現代嬗變出現了諸多的曲折。與留日的中國詩人不同，在中國小說家“初識日本”的過程中，的確是較多地注意了日本文學本身的啟示，然而，脫離了自我生存體驗的單純的文學模仿卻實在不足以產生太大的顛覆力量。“小說界革命”的曲折曆程似乎正好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主體精神的全麵“體驗”（而非單純的“文學交流”）之於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容替代的價值。
僅僅從知識的角度關注和了解異域文學的動向本來就是可以在“遠距離”進行的。我們知道，中國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小說地位的變化，而日本小說觀念的這種變化也的確早早地就對我們產生了“啟示”。
日本江戶時代的“文學”曾經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既包括有經世濟民的思想性而乏虛構性的“上頭的文學”，又容納了有虛構性而乏思想性的“下頭的文學”，在這樣的一個格局中，恰恰是具有了虛構性而思想性不足的小說是沒有地位的。到了明治維新時期，當有著日本“啟蒙運動”之稱的自由民權運動興起，日本的啟蒙思想家試圖通過小說這一通俗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政治綱領之時，小說的地位便在“盡使一國人心隨其手腕意誌之行進”中大受重視了。先是有西方文學（小說）的翻譯熱潮，然後就是長達二十年的政治小說的創作（直至20世紀初）。這些現象都引起了命運相似的晚清維新派知識分子的相當的注意。因為，在傳統的中國觀念之中，“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而在傳統綱常廢弛，新學正需要借助某種通俗的方式廣泛傳播的時候，日本的小說發展現狀無疑是鼓舞人心的。1897年康有為刊印了自編的《日本書目誌》，他根據自己閱讀和收藏的日本書籍，加以分類介紹，其中，“小說”便赫然列為一大類，並認為日本維新之成果就歸結於它；康有為甚至引申道：“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人，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②接著，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也產生了改良小說的想法，同年，在為《蒙學報》、《演義報》的所作序言中，梁啟超再次論及日本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流亡日本，擴大了近代中國小說汲取日本文學經驗的可能。與日本近代小說的發展相類似，我們進入了從翻譯到創作的近代小說的發展曆史，並且“政治小說”概念的引入也成了這一嬗變的主要標誌。中國最早的文學翻譯，是鴉片戰爭以後由傳教士在他們創辦的報紙上所翻譯的聖經故事及短小的寓言等，後來也隻有王韜、董恂等零星的譯作。中國大規模的翻譯潮出現在20世紀初的幾年中，較日本晚了二十多年。梁啟超在東渡日本的船上，讀到了日本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便嚐試著翻譯，由此開始了一個介紹日本小說的時代。在日本，他又撰寫了《譯印日本小說序》，闡述翻譯小說的重要性，“彼英、美、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治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最高功焉。”在中國文學史上，這是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小說”的概念，第一次專論政治小說的重要作用。在日本的留日知識分子中，先後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翻譯家，除梁啟超本人外，尚有羅普、戢翼翠、馬君武、蘇曼殊以及後來的周氏弟兄等。留日知識界的譯介活動直接帶動了中國國內的知識分子，據阿英統計，中國晚清的翻譯小說占到當時全部小說的三分之二。在這些翻譯作品中，既有由日譯本轉譯的西方小說，也有日本的政治小說。日本政治小說中最有名的作品如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未廣鐵腸的《雪中梅》等都翻譯成了中文。總之，日本的特殊意義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發掘。作為這一發掘活動的中心人物，梁啟超對日本近代小說從翻譯到創作的嬗變過程應當說還是有相當清晰的把握的。這樣的介紹基本上反映了日本自由民權思想家的文學創作，即所謂“啟蒙文學”的發展實情：
於明治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遍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為《自由》者，有題為《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著者則織田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係思談》、《春窗綺話》、《梅蕾餘薰》、《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係英國近代曆史小說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普述也漸起，如柴四郎之《佳人奇遇》、未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