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接下來的小說活動顯然與他對日本文學界的把握密切相關。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刊名即取自日本春陽堂1889、1896年兩次刊行的同名雜誌。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著名論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文章將小說奉為“文學之最上乘”，具有“熏”、“浸”、“刺”、“提”四種神奇的力量。在中國自己的“新小說”尚孕育於繈褓的當時，梁啟超的這篇被稱作“小說界革命”綱領的文件顯然是主要來自於對日本小說界近代經驗的觀感。正是梁啟超他們所推動的這一“日本取向”，使得近代中國“新小說”的寫作在一開始就表現出了相當的“日本色彩”。例如已經有學者發現，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部政治小說，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明顯與當時日本文壇大量盛行以“未來記”、以“新”命名的作品有關。甚至當時一些中國小說家為自己所取的筆名也頗具日本風味，如徐枕亞取名東海三郎，黃小配取名禺山世次郎，徐念慈取名東海覺我，此外還有藤穀古香、大橋式羽、福田少藤郎、諸夏三郎、八寶王郎、井山郎、亞東一郎、漱六山房等等。鄭權自己創作了《瓜分慘禍預言記》，卻偏偏要主動放棄著作權，宣稱此書為“日本女士中江篤濟藏本，中國男兒軒轅正裔譯述”。
梁啟超及20世紀初葉中國作家從理論和實踐上所嚐試的“小說界革命”的確極大地提高了這一文體在讀者與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從而在整體上開始了中國文學格局的大調整。但是，從國內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到留日的梁啟超等人，他們對日本小說的注意一開始就立足於“外部觀察”的立場，這裏的“外”有幾重含義，一是日本社會實感之“外”，二是自我生存的體驗之“外”。他們更多看到了日本小說蓬勃發展、“啟蒙”民智的“成果”，而缺乏自我投入、設身處地的實感。於是，在他們的“外部觀察”中，包含了許多不容忽視的“誤讀”。例如當梁啟超將日本維新變法之功歸結於小說創作，這就明顯屬於倒果為因了。事實上，並不是日本政治小說的興盛決定了明治維新的成功，恰恰是明治維新所帶來的自由民權運動催生了日本的政治小說創作。在當時的日本，“小說自然也被當作一種宣傳手段應之而生。但用小說做政治宣傳始終是次要的。從時間上看，政治小說的產生大大地晚於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在梁啟超這一“誤讀”的背後，我以為體現了一位失敗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深刻的焦慮。當我們的政治家將這樣的焦慮轉移至文學領域，他是如此急切地希望找到一條足以解決現實政治難題的萬全之策。於是，他已經“來不及”將自我投入到對於日本生存事實的深入體察當中，幾乎就是本能地忽略了日本維新的細致過程，而僅僅著眼其“可觀”的成果；他也會充滿想象地有意放大其中的某些因素——例如小說創作。在這樣的放大之中，目的總是第一位的，而邏輯總是第二位的，“外部的觀察”是第一位的，而實際的生存體驗則是第二位的；難怪我們一些“挑剔”的當代學人從中讀出了“邏輯混亂、論證匱乏”。
缺乏自我體驗投入的“觀察”還有更加不幸的後果。
我以為，在中國近代小說的革新史上，重要的還不在像梁啟超這樣的維新派以有意無意的“誤讀”拔高了這一文體在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價值，關鍵之處是，如此急切的功用心態，如此難以平息的焦慮最後將直接影響到作家創作心境的穩定，妨礙他對實際人生的細細品味、體驗與傾情投入，最終，付出代價的還是小說本身的深度與廣度，還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在這一方麵，小說創作對投入實際人生的“從容度”的要求甚至超過了詩歌——歸根結底，詩歌畢竟屬於情緒與思緒的藝術，它所要求的往往就是詩人在一瞬間心靈向世界敞開的能力，就在這一瞬間，他憑借著自己的直覺與悟性捕捉世界的新異信息，並直接呈示在詞語的鏡像之中。所以在詩歌藝術領域裏，總是對詩人的直覺與悟性有著特別的強調和依賴。法國當代著名美學家雅克·馬利坦對詩歌中的“創造性直覺”有過十分準確的分析：“很明顯，詩性直覺中充滿了詩人的主觀性和被把握的事物，因為，被把握的事物和（詩人的）主觀性是在同一種模糊的經驗中被認識的，因為被把握的事物之被把握隻是通過它在主觀性中的感情回響和它與主觀性的契合。”也就是說，對於詩歌而言，“被把握”的事物與世界的意義恰恰就在詩人的“主觀性”之中，甚至就在詩人的“誤讀”之中。我們說黃遵憲等“新派詩”人的確在日本的異域生存中捕捉了新的藝術信息，是因為在一些成功的“新派詩”那裏，詩人的“主觀性”的確嵌入了新世界的信息，最終，這些詩人又勉力利用他所尋覓的詞語作了力所能及的呈示，雖然成績有限卻畢竟在這有限的空間中揭開了富有藝術啟發的一頁。而小說呢？它所要求的除了直覺與悟性等特質外，更重要的還有作家“進入”世界、“梳理”世界以至“再構”世界的毅力與耐心；小說最終要呈現的也不僅是心靈頓悟的原生形式，而是包含了頓悟與理解的“人造世界”。在小說語詞的背後，是更為廣大的人生新義的敘述，是濃鬱的現實生活場景的創造。正如美國現代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所概括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