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空氣（典型化的真實）是小說的最大的優點，是無條件地、鄭重其事地建立在小說的一切其他優點（其中包括百桑特先生說的自覺的道德思想）之上的優點。如果沒有這個優點——其他的優點也都不存在了，因為其他優點有賴於作者成功地創造出生活的幻覺，才能收其效果。據我看來，領會經驗的才能、研究存在的細微過程，才是小說家藝術的開端與結束。這是他的靈感、失望、獎賞、痛苦、快樂。正是在這兒，當他展示出自己反映現實——現實的意義、色彩、凹凸、性格——人類存在的全部本質的方法時，他才真正地同生活展開競賽，同他的畫家兄弟們展開竟賽。
為了“成功地創造出生活的幻覺”，就需要小說家“領會經驗的才能、研究存在的細微過程”，那麼，當時正處於政治問題焦慮中的知識分子能夠保持這份潛入人生的從容嗎？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從近代中國小說的革新曆程來看，翻譯小說的曆史意義要大於一些創作小說，而以後立足於本土發展起來的譴責小說的藝術成就也要明顯高於直接表現“日本經驗”的早期政治小說的藝術成就。譴責小說從早期政治小說的異域觀念中獲取了眼光，用之於周遭世界的閱讀與觀察，因為沒有了時政表述的急切，所以它們反倒多了許多的從容與深入。
在初識日本小說經驗的人們那裏，我們看到的情況是：與黃遵憲為代表的“新派詩”不同，作為“小說界革命”直接產物又源於“日本文學經驗”的近代政治小說恰恰沒有充分地利用異域題材，竭力開掘異域生存體驗。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張肇桐《自由結婚》、陳天華《獅子吼》、鄭權《瓜分慘禍預言記》等雖然涉及“留學”等內容，但所有這些情節不過都是作者議論時政的輔助工具，正如《新小說》在《新民叢報》上所刊登的廣告雲：“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中國為主，事實全由於幻想。”羅普（嶺南羽衣女士）根據日本翻譯的有關俄國虛無黨的作品創作了《東歐女豪傑》，雖然本身就是異域題材，但像蘇菲亞這位“彼得大皇帝所出的支裔”也作如此的中國化“處理”，其中的“異域風貌”與“異域體驗”也就可想而知了：
菲亞生時，白鶴舞庭，幽香滿室，母親李氏心知有異，十分疼愛。菲亞長來，果然秀慧無倫，兩歲便能識字，五歲便會吟詩，到了八歲的時候，跟著母親在格裏米亞地方上學，真是過目不忘，聞一知十，樂得他的師友，無不把他敬重。不上幾年，在尋常中學校領了優等卒業的證書，又再進那高等中學校。到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青春十六，正長得不豐不瘦，不短不長，紅顏奪花，素手欺玉，腰纖纖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舉止則鳳舞鸞翔，談笑則蘭芳蕙馥。
（《東歐女豪傑》第二回）
與日本“啟蒙文學”思潮中的政治小說將政治與私情相加、力圖於載道與遊戲之間尋找調和的情形相比較，中國當時的政治小說完全擯棄了個人私情的存在，梁啟超譯完日本柴四郎《佳人奇遇》後就立即與之“劃清界線”，“從今不慕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張肇桐的《自由結婚》從書名看應該是一部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故事，但奇怪的是，男女主人公黃禍與關關僅僅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才走到了一起，絲毫也不涉及兩情相悅、君子好逑之類的經曆。此“關關”沒有“在河之洲”的“雎鳩”的婉轉啼鳴，卻有誌士仁人的慷慨陳詞：“一生不嫁人，隻願把此身嫁與愛國。”《新小說》雜誌也明確宣布：“本報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鼓勵其愛國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傷道德者，在所必擯。”好一個“淫猥鄙野之言”，又好一個“有傷道德”！人類最富有質感的生存現象，不就常常包孕其中？當這一切連同“私情”一起都被列入了“必擯”之列，那麼，我們的政治小說也就隻剩下幹枯的說教了，雖然這些說教本身還是頗有社會價值的。
中國小說在現代性道路上大踏步的前進還必須有更豐富的人生景觀的攝取，還需要我們作家對人生世界的傾情擁抱，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隻能交給更年輕的一代中國留日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