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文人首先是在中國本土尋找改革文體的資源。隨著近代報刊誕生而出現的報刊政論，還有作為戊戌變法成果之一的科舉應試文體的改革就是中國本土所提供的兩大散文嬗變的重要資源。
龔自珍、魏源首開“以經術作政論”的文風，成為近代文學經世致用追求的起點。“光緒年間所謂新學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魏源采集國外報刊文章編輯《聖武記》，這對近代散文變革亦具有特別的標誌性意義，因為，此後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貢獻，都是建立在報刊文體的寫作上。
報紙特別是非官方的報紙的問世，一般被視作是消解傳統專製權威，建立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公共空間的重要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報紙常常充當著公共利益的監察者，而報刊言論也自然反映了社會公眾的權利與意願。報刊文體的寫作既不是為了“上書”，也主要不是為了文人間的學問交誼，它第一次使得我們的文章必須麵對普通的讀者，這樣的寫作必然是“務實”的，也必然是表述自然而有說服力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境內出版的最早的一份近代中文期刊，其“報道新聞，猶如說書，娓娓道來”。創辦於1872年的《申報》係近現代中國一份影響深遠的日報，其創刊號上的“本館告白”就已經明確宣布：“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務求其真實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的政論文體的出現和流傳。從王韜主持並主筆的香港《循環日報》（創刊於1873年）到李提摩太( Richard Timothy)任主筆的《天津時報》（創刊於1886年11月），當時關注中國社會文化並且有誌於思想傳播的中外知識分子都在充分使用“論說”這一欄目。此外，如澳門《鏡海叢報》（創刊於1893年7月）、上海廣學會改刊的《萬國公報》（1874年9月改刊）、創辦的《大同報》（創刊於1904年）、北京維新派的《萬國公報》（創刊於1895年8月，後又改名為《中外紀聞》）、上海強學會《強學報》（創刊於1896年1月）、《時務報》（創刊於1896年8月）、澳門《知新報》（創刊於1896年，初名《廣時務報》）、天津《直報》（創刊於1895年）、《國聞報》（創刊於1897年10月）、長沙《湘學報》（初又名《湘學新報》，創刊於1897年4月）、《湘報》（創刊於1898年3月）、上海《蘇報》（創刊於1896年6月）、上海《時務日報》（創刊於1898年5月，後改名為《中外日報》）等等，都曾推出過影響很大的“論說”專欄。中國傳統的任何一種文體，都不及這一新興的文體便於議論時政、自由表達與辯駁自如。所以梁啟超在《中國各報存佚表》中有言：“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法家法，無複問者。”可以說，從龔自珍、魏源放言倡論、幹預時政，中間經過馮桂芬對“義法”的公開抨擊，發展到以王韜這一代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報章政論的出現，有利於與讀者對話，有利於切合讀者關注時政需要的“自抒胸臆”、“不尚虛文”的新的散文追求已經為廣大的中國讀者所接受了。梁啟超回憶說：“《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維新變法運動之中，維新派知識分子與洋務派官吏對傳統科舉考試的不滿之聲日益高漲，從嚴複、康有為、梁啟超到張之洞都對八股取士多有批判，於是，1898年，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之後即詔令廢止八股，“一律改試策論”，由此為現代散文的嬗變掃清了道路。姚公鶴《中國報紙小史》記載說：“當戊戌四五月間，朝旨廢八股，改試經義策論，士子多自琢磨。雖在窮鄉僻壤，亦訂結數人合閱滬報一份。所謂時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為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亦以報紙為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
然而，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八股取士的傳統又死灰複燃了。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直到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留日以前，這種以本土報刊為依托的政論新體都還是將自己約束在了一個無形的囹圄之內，即依然以文言文為主要的語言形式，雖然已經向著通俗化的方向發展，但從語法、詞彙等方麵都沒有本質性的變異；盡管倡言革新，思想豐富，但亦未脫一代朝臣的身份限製。
再次為中國散文變革提供巨大資源的是日本，是日本給與中國報人的新聞出版自由促使他們對於現代傳媒與公眾權利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也是日本文學的革命性動向啟動了中國的“文界革命”。在本土社會文化資源已經不足以完成中國作家的變革要求之時，日本散文的經驗恰到好處地進入了留日中國作家的視野，繼續支持著這一大勢所趨的文體革命，於是，在“日本體驗”的接替下，中國的“文界革命”得到了順理成章的發展。
在中國本土，雖然民辦報刊特別是報刊政論的發展已經使得中國的報人對於社會公眾的權利與意願有了從來沒有過的重視，然而，在那樣一個嚴格的等級秩序中，他們也自覺不自覺地維護著一種非平等的社會意識，而且自己也會自覺不自覺地保持著一個“進諫”的下臣姿態。當時由地方官僚主辦的《湘學報》“例言”宣稱：“報首隨時恭錄諭旨及一切章奏，使儒者曉然於斯舉，原本尊王之義，與私家述不同。”誓言成為“天下之樞紐，萬民之喉舌”的民辦《知新報》也在“恭錄…上諭”。這種“上”、“下”意識好像是誰都要承認的，《時務報》致力於“去塞求通”，這是因為“上有措置，下有苦患”，《時務日報》提出的是“宣上德，達下情”。這些無疑都會束縛政論寫作的自由心態。在日本這樣一個異域他鄉，當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政治控製一時難以施展的時候，中國留學生的刊物上才出現了激進的革命言論，抨擊“二千年專製政體”，呼喚革命，倡言自由與人權，這都不再是“告之君”的“苦患”而成了國民的權利和公眾的利益。人權與報刊的關係也在留學生那裏獲得了理性的認識：“故論人權發生之功，諸儒播其種而報章實培其根。”就是在革命與維新之間徘徊的梁啟超也在他創辦的雜誌上公開討論起了“民權”，《清議報》提出“倡民權”，“為國民之耳目”，現代“自由”意識亦應運而生，“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對比日本及世界報業的發展，梁啟超認為《清議報》正在突破《時務報》的黨派之狹，成為“以國民利益為目的”的“一國之報”。《新民叢報》號稱“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在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刊物上，大量的“社說”、“論著”、“論說”、“時評”、“政治”與“時局”欄目構成了中國近代政論寫作的又一高潮，章太炎、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劉師培、陳天華、宋教仁等都為我們貢獻了一係列卓有影響的政論名作。
在日本文學的近現代變革中，作為散文的明治文體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報刊業興盛非常，許多政治家參與新聞與編輯工作，同時報刊上也大量出現了議論時政的篇章，這些政論思想自由，內容豐富，在語言形式上也作了一係列新的嚐試，比如努力實踐言文一致的理想，反對擬古，反對艱澀，擴大口語的運用，利用日語作為黏著語便於累加修飾成分的特點，引入表意複雜的歐洲語法等等。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變革引起了梁啟超的濃厚興趣。他特別推崇《國民之友》創辦人德富蘇峰的散文實踐，並由此獲得了“文界革命”的啟示：“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篇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恩人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麵者。餘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
歐西文思（或雲“文明思想”）、文白（俗）兼雜、日本語句、外國語法，這些都是梁啟超從以德富蘇峰為代表的日本明治文體中獲得的巨大資源，他所倡導並且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身體力行的“新文體”就是充分彙集了這些資源的前所未有的中國新派散文。梁啟超本人的散文實踐甚至有直接模仿德富蘇峰的痕跡，比如它們同樣的汪洋恣肆，同樣的激情澎湃，同樣的歐化長句，以至當時就有人指出梁啟超《煙士披裏純》係德富蘇峰同題短文的翻版，對此，梁啟超既不否認，也不辯解。所以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十分明確地將中國散文的革命追溯到了德富蘇峰：“蓋清季我國文學之革新，世人頗歸功於梁（任公）啟超主編之《清議報》、《新民叢報》。而任公之文字則大多得力於蘇峰。試舉兩報所刊之梁著飲冰室自由書，與當時的《國民新聞》論文及民友社國民小叢書一一檢校，不獨其辭旨多取蘇峰，即其筆法亦十九仿效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