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梁啟超從日本式的“土洋結合”中發現了從思想到語言結構上徹底推進中國散文變革的思路：表述社會文化的新鮮主題，引進和創造新的語彙，借助外來語言的語法形式，改造漢語句法。他不僅從日本語中大量汲取新名詞，還自己創造新詞，改變傳統句法與篇章形式，如使用跳行、夾注、倒裝句，加括弧，附圖表等等。我們知道，梁啟超的這些實踐在當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不僅同為近代政論文作出了貢獻的維新派人士嚴複、康有為不以為然，一些激進的革命派也加以反對。在像劉師培、章太炎、林獬這樣的啟蒙人物看來，“日本文體”也是一個貶詞，以劉師培、章太炎為主要撰稿人的《國粹學報》創刊伊始就公開宣布：“本報撰述，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求淵懿精實，一洗近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這是不是也從反麵說明，恰恰是散文這樣的革新、尤其是語言形式相對於傳統的大幅度革新，已經觸動了中國傳統語言結構的一些相當敏感的環節，以至一時間真有四麵受敵的情形。
但不管怎樣，梁啟超引入“日本文體”經驗所創造的“新體”散文畢竟還是找到了像黃遵憲這樣同樣重視日本經驗的國內學人的應和與支持，更重要的則是贏得了國內一般報刊傳媒與知識階層的認同。接著出現的清末“新政”再一次重提了戊戌年間廢止八股、改試策論的決策，1901年，短期恢複的八股又一次被政府明令禁止，這便在客觀上有助於梁啟超“新文體”在本土的流傳、推廣。可以說，正是清政府的科舉改革措施從製度上提高了近代報刊與近代報章政論的地位，而又是梁啟超借鑒“日本文體”的新鮮的報章散文為普通讀書人的學習模仿提供了最好的榜樣。在這個時候，順應中國本土文體變革需要的“日本體驗”又恰到好處地返回了中國本土，及時彙入了中國自己的文體運動當中。1902年11月，黃遵憲在致梁啟超的信中描述道：“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又有雲：“以剿襲《新民叢報》得科第者，不可勝數。”就是對“日本文體”持批評意見的劉師培也不得不承認：“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於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
其實千萬不可小看了這些散布於中國大地的極其普通的應試學子，不可蔑視他們在習練科舉文章之時“合閱滬報”的功利之舉，更沒有理由因為“後生小子”乳臭未幹而不屑一顧、恣意嘲弄。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與文化的演變恰恰就是從最基本的讀書、寫作人群開始的，是他們的閱讀習慣與閱讀需要構成了影響文學內容與形式的堅實的社會力量，也是作為未來中國國民主體的“後生小子”用他們的親筆模仿墊高了曆史發展的階段，並為在這一新階段出現新的文學經典蓄積力量——一種公共認同的文學範式，一種來自讀者群落的期待與容忍，新時代能夠貢獻真正經典的作家也就是在這些“期待與容忍”下，在這樣的“範式”選擇中成長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經由了政府體製推動的“日本文體”的報章政論的確是生逢其時，能夠對整個知識階層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到五四新文學時期，首先在散文領域裏引領風騷的也是偏於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的“雜感”，這一議論時政的思路也明顯屬於前代文學的發展延伸。
中國近現代散文在自我演變過程中所享有的這些優厚條件卻不是詩歌等其他文學文體所能擁有的，同時，中國作家在散文變革中對本土體驗與日本體驗的嫻熟運用，也在近代其他文體的演化中不曾看到。
回到曆史演化的長河之中來檢討梁啟超“新文體”的思想與語言，就會清楚地知道，真正大幅度地拉開與傳統的距離，真正開啟了未來文學新“範式”、新思路的正是像《少年中國說》這樣的作品。
劉勰論古人的文章觀念，以“原道”、“征聖”、“宗經”為前三篇，這已經十分清楚地表達了中國古人的曆史意識與文化理想，也就是說，中國古人所崇拜的是包孕了“道”、“聖”、“經”的悠遠的曆史，他們相信最高的真理與價值都在遠古的過去，文章就是在“人心不古”的今天表達對於這些遠去的真理的追憶。“人文之元，肇自太極。”“若征聖立言，則文其庶矣。”“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以古為師，以古代的聖賢為師，這是中國人為人為文的基本思路，韓愈有雲：“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
然而，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立場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日：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怨業也；製造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
能夠表征曆史悠久的“老大”不再是中國的驕傲與自豪，它恰恰成了“保守”、“永舊”、“怯懦”和“苟且”的代名詞；原本屬於稚拙的“少年”也不就是弱小與無知，它象征的卻是“希望”、“進取”、“盛氣”與“豪壯”。分明，隻有從思想上根本脫離開傳統士大夫的自我定位才可能產生這樣全新的生命觀念，隻有離棄了緊緊包裹我們的曆史包袱，才可能在時間上指向未來，也隻有立足於“中國”之外，才可能在世界性的參照中明確“中國”的存在。何況，這還是一個可以讓它的國民自由評論的中國；何況，這一個中國的未來從此不再由“一王專製”任意擺布而是決定於每一個公民的青春的創造與激情的敘述！少年——中國——說，可以說，這裏的每一個字都銘刻著中國文化的精神變革，這裏的每一個字都回蕩著“文界革命”的鏗鏘！
流瀉在這篇《少年中國說》中的正是那些留日中國的知識分子新生的地理空間意識與進化論的時間意識，還有那種為報刊而寫作，與讀者平等對話的新的語言意識，是麵向世界的新的空間意識讓梁啟超重新定位著“中國”，是麵向未來的新的時間意識令人激情滿懷，又是麵向廣大平等的讀者傳播個人思想的語言要求讓這篇論述不會再自尋桐城派的古文窠臼，而是“應時援筆，無體例，無次序”。“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順著中國文學史的發展線索我們可以知道，五四新文學特別是現代散文的創作正是這三種意識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強化與發展。到了五四，關於“少年中國”的評說不僅僅是一篇文章的任務了，它已經成了整個新知識階層對國家民族未來的共同的期許，我們有了“少年中國學會”，有了著名的期刊《少年中國》，當然更有了標舉青春與創造的《新青年》，而同樣曾經留學日本的李大釗也寫下了同樣充滿激情的《青春》，對讀《青春》與《少年中國說》，我們立即就可以看出貫穿於其中的共同的思想脈動與文體意識：
異族之覘吾國者，輒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瀕滅之民族也。支那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由曆史考之，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吾人當於今歲之青春，畫為中點……中以前之曆史，白首之曆史，陳死人之曆史也。中以後之曆史，青春之曆史，活青年之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即以今年今春今日刹那為時中之起點，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專以發揮青春中華之中，綴其一生之美於中以後曆史之首頁，為其職誌，而勿逡巡不前。
就這樣，從上到下、先域內次域外再域內、由個別而群體的全方位演變一起推動著我們的中國散文自我變革的步伐。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以白話為基礎宣揚新思想的散文模式已經就不是什麼特別新鮮的東西了，中國文學就此完成了最順利的現代演變與過渡。
§§第三章 1907：魯迅兄弟的深度體驗與中國文學的“別立新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