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各個文體依照留日中國作家的理解，在對異域經驗的不同程度的汲取與融合中自我演變著。在前文的追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從總體上看，這一演變過程是並不那麼輕鬆，雖然“初識日本”的新異體驗已經啟動了中國文學的各界“革命”，但是，應該承認，這些“革命”的旗幟並沒有很快為我們造就一個文學發展的全新局麵，那種能夠全麵反映當下中國人人生感悟又嚴格區別於傳統中國文學樣式的“新文學”尚未“成型”。當時推動著中國文學“革命”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麵努力將新異的異域體驗融入自己固有的人生藝術經驗中去，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麵，我們也發現，這些“體驗”的提煉與融彙似乎都長期停留在一個相對粗疏與籠統的層麵，即都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宏大目標下“發現”日本社會、文化的“新異”，以此作為腐朽落伍的中國社會的補充。宏大的目標讓我們的各界文學“革命”常常都在追求一種慷慨激昂的黃鍾大呂之聲，但平心而論，卻又一路留下了諸多致命的疏漏。例如，當中國詩歌從異域采擷了幾個新異的意象之後，為什麼就不能在我們熟悉的世界中繼續發現新鮮的“興味”？為什麼我們廣大的詩人都無力清除庸常世界與厚重傳統的幹擾，在千年不變的風花雪月之外另覓“詩意”？當政治啟蒙的“偉大任務”確立之後，為什麼我們的中國小說卻失去表現人性與人情的能力，要麼一味順從觀眾的低級趣味，要麼在脫離觀眾需要的日本式悲劇中自甘寂寞？為什麼改革後的戲劇就隻能是這兩種命運？中國戲劇家為什麼就不能與觀眾進行“深度溝通”？是的，我們的散文發展最為順利，但除了“性靈”抒發的適意與“縱論國是”的便利外，中國散文是否也可以傳達更豐富更複雜更與傳統中國文學判然有別的東西？“文界革命”固然有效地排除了桐城古文與儷偶駢文的影響，但歸根結底，現代散文發展的真正障礙畢竟不是這兩個老古董，對於一個現代散文家而言，他真正擔心的是無法捕捉和傳達現代人心靈狀態的問題。
僅僅有對日本的“初識”還是遠遠不夠的，“體驗”還期待著進一步的發展，進一步融合。或者也可以說，異域體驗與本土需要如何在彼此的契合中推進中國文學的發展，這裏也存在著一個不同“階段”與不同“深度”的問題，應當承認，麵對同樣的對象，不同主體的體驗深度是大相徑庭的，體驗對象的深度同時也表現為自我體驗的深度，兩相配合，便是異域體驗與本土意識的契合境界的差異，也是文學精神的自我發掘的差異，而且，認知主體與體驗對象也會隨著曆史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這都在中國文學的現代嬗變過程中表現了出來。
我們繼續考察日本體驗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意義，就有必要留意一個特別的年代：1907年前後，也必須著重考察在這一個年代前後兩位留日中國作家——魯迅兄弟的思想與選擇。我以為，“體驗深度”之於中國文學的意義在這裏表現得格外的明顯。
近年來1907已經開始受到學術界的注意了，我以為，正是在與“日本體驗”緊密相關的意義上，1907年前後才成為一個特殊的時間標誌。
1907在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史上究竟有什麼特殊意義呢？我們不妨先大致列舉一下從1906到1908這幾年中中國人尤其是留日中國學人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1906——1月，留日學生宋教仁等19人因反對日本文部省整頓學校章規的罷課而被革退。
3月，魯迅決定從仙台醫專退學，同年9月回到東京。
4月，為抗議日本政府的“取締規則”，留日學生紛紛回國，姚宏業為在上海的留學生籌辦中國公學遇阻，憤然投江自殺。同月，《民報》第3號以“號外”形式發表《（民報）與
（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公開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分歧。
7月，因為《蘇報》案入獄的章太炎出獄到達日本，隨即主持《民報》，投入到與梁啟超及《新民叢報》的論戰之中。
9月，北京中華報被封，有關人員被遞解回籍。
11月，《月月小說》在國內創刊，吳沃堯《（月月小說）序》在繼續沿用梁啟超小說“群治說”之外，又補以“記憶力說”與“知識說”：“小說之與群治之關係，時彥既言之詳。吾於群治之關係之外，複索得其特別之能力焉。一日：足以補助記憶力也。”“一曰：易輸入知識也。”“是故吾發大誓願，將遍撰譯曆史小說，以為教科之助。”
12月，江西、湖南等地革命黨起義。
12月，章太炎在《國粹學報》發表《文學論略》。本年，王國維在《教育世界雜誌》發表《文學小言》十七則，其中有雲：“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遊戲。”
1907——1月，武漢“日知會”革命黨人劉敬安等9人入獄。
2月，《小說林》在國內創刊，力圖“輸進歐美文學精神，提高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東海覺我（徐念慈）在《（小說林）緣起》中認為小說“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最上乘”。且有“小說能體現事物個性，表現具體理想，非抽象理想”等語。黃摩西在《（小說林）發刊詞》中提出：“小說者，文學之傾於美的方麵之一種也。”“或曰，吾不屑為美，一秉立誠明善之旨，則不過一無價值之講義，不規則之格言而已。”同月，日本應清政府之請，開除參與革命黨的中國留學生39人。
4月，章太炎在《民報》增刊《天討》發表《討滿洲檄》，3個月後，再發表《中華民國解》。
6月，何震主編《天義報》在東京創刊，倡導女界革命與無政府主義，為我國第一份無政府主義報紙。周作人開始在該報發表文章。同月，廣州惠州革命黨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