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開拓中國情欲主體想象”的狹邪小說，其實中國人在情欲方麵想象力自來就發達：“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隻要讀一讀明清話本小說，我們就可以知道，無論是單純的“言情”還是雜糅的“狹邪”基本上都還是中國市民情趣在一個變幻時代的繼續。至於“虛無”而“有道德顛覆力”的譴責小說，固然表達了對傳統社會生態的懷疑，但問題卻在於，中國文人其實從來都不缺乏這種“虛無”、“玩世”的遊戲精神，隻不過，當這樣的遊戲並沒有更高的信仰為後盾，那麼它其實也就包含了某種不負責任的味道，“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那一麵都不相信的”。這便是中國曆史上那些“聰明”人留給民族精神的損傷。
晚清國內文學觀念的這種變異中的局限一方麵當然與文學家思想深處的傳統束縛有關，但從另外一方麵來看，也可以說是受製於當時國內的有限的視野，有限的視野使得他們無從獲得更豐富的思想文化的資源，結果，其最終的實踐選擇還是隻有求助於他們過去所熟悉的傳統文化認知模式。我們注意到，以小說為例，當時國內的文學家用以闡述他們小說觀念的材料一多半都還是中國古代的小說作品，雖然當時小說“譯者居十之九，著者居十之一”但真正被引作近代文論例證的，卻依然以中國古代小說為主，“小說感應社會之效果，殆莫過於《三國演義》一書矣”之類的評述在當時可謂比比皆是；雖然中國的文學家也掌握了一些新的理論術語，但他們似乎還是更願意在舊有的文學現象中去尋找這些術語的體現，例如“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這裏的關鍵恐怕還是一個心理結構的問題，借用係統論的觀點，就是說“構功能”決定了事物的基本性質，如果“構功能”沒有本質的改變，那麼僅僅是“元功能”（內部各部分的特征及作用）與“原功能”（內部各部分的總體特征及作用）的調整也無濟於事。換句話說，當國內長期的生存方式與思維方式所形成的“結構性”心理尚未有根本的改變之時，其他新輸入的組合性因素也不足以徹底刷新人們對於小說與文學的一些固有的認識。何況近代中國的文學翻譯本身就多以“意譯”的形式損害甚至改變了原著的真實麵貌，並未能為我們作家的創作提供一個完整的異域魅力豐富的範本——當這種真正的新異我們一時間還難以感悟和領會的時候，出現在筆端的所謂新的趣味其實就往往還是舊的，近代文學中有過“舊瓶新酒”的說法，其實，隻要“瓶”這一“結構”方式沒有真正的變化，再“新”的組成也是“舊”的。王國維文論的前瞻性、獨創性及對西方現代哲學資源的汲取都可以說是十分特出的，可惜這樣的理論又沒有直接彙入當下文學運動的大潮中，所以對於中國文學實踐的現代轉換依然影響寥寥。
總之，在1907年開始的中國國內，的確湧動著一種變異的追求，一股言情的文學之潮，但是，它們都有些“言不由衷”、“似是而非”的味道，中國文學要真正走上理直氣壯的言情之路、自我表現之路，大約也還需要有更豐富的異域體驗資源，更強有力的文學典範的支持。這一切，似乎更有可能在異域文化的“結構”體式中完成。一如魯迅所說：“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隻是，曆史也為中國作家的異域體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梁啟超一代人因為執著於民族國家的建設的宏大目標而相對忽略了文學自身的建設，那麼，新一代的留日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在新的人生目標下重構文學發展的意義，並讓自己的人生與藝術的體驗抵達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度呢？
在這個背景上，魯迅、周作人等留日學生在同一時期的異域體驗，也就有了一種特別的意味。他們不僅區別於國內的文學“識見”，而且也與當時許多的留日學生不同。我以為是以魯迅、周作人為代表的留日中國學生的“深度體驗”進一步推進了中國文學的自我嬗變，並最終催生了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新宗”的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