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學術界已經普遍認識到了周作人留日期間在文論與文學翻譯活動方麵與魯迅的一致性。例如他們共同選擇的東歐弱小民族文學，他們共同開始的“直譯”的轉折，周作人留日期間寫作發表的一係列文論都可以看作是對魯迅文論的呼應與配合。一係列文論的主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如《讀書雜拾（二）》與魯迅《文化偏至論》對於精神力量的呼喚，《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哀弦篇》與魯迅《摩羅詩力說》對於文藝價值的認識等等，甚至一係列的關鍵詞也是相同、相通或相似的，如“寂漠”、“華國”、“心聲”、“內曜”、“靈明”，如“獸性愛國”的命題，在很大的程度上，周作人與魯迅有著共同的思想趨向，較之於當時一般的留日中國學生，周作人回歸個體精神的體驗同樣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
然而，正如我們已經反複論及的那樣，現代中國作家的留日體驗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綜合性的感受，它並不僅僅就等於留日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化學習，而屬於既往的所有人生經驗與個人身份體驗在此刻與其他複雜環境因素的綜合性交融。在這方麵，周作人身為幼弟與長兄魯迅所承受的遭遇與責任的差異也直接影響了他對日本的感覺，決定了他在不斷接受兄長引領過程之中的細微但卻重要的個體差別。周作人說過：“老實說，我在東京的這幾年的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然沒有遇見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是更大的國際事件，如魯迅所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向初的幾年差不多對外交涉都由魯迅替我代辦的，所以更是平穩無事。這是我對於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我以為，正是這種在魯迅支撐和維持下的相對“平穩無事”的生活讓周作人常常在一種近於閑靜的環境中讀書、寫作和觀看人生世事，他沒有了魯迅作為兄長那樣的焦慮和無處不在的生存壓力，倒是獲得了更多的“進入文化典籍”的心境與條件，也更有機會對此刻的日本作獨特的審美的觀照，並不乏深刻的文化見識。在超越現實的民族衝突與生存屈辱之後，日本的確能夠呈現出其作為“文明古國”那質樸動人的魅力。在周作人開始於此時的異域體驗中，日本作為純粹文化的內在細節尤其是那些獨具魅力的細節獲得了比魯迅更豐富的體察和展示。胡適讚歎道：“像周作人先生那樣能賞識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幾人嗎？”因為文化的呼應，留日時期的周作人對日本文學的內在情致的興趣與攝取也比魯迅更為顯著，眾所周知，魯迅除了對夏目漱石“輕快灑脫、富於機智”的文學風格較為欣賞外，其實並沒有直接地盡情投入日本文學世界。用周作人的話來說就是魯迅“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周作人一生所選擇的主要文體——小品文卻與日本有著深厚的淵源，“美文”這一概念是周作人1921年6月8日首次在《晨報副刊》上使用的，其出處就是日本。大約在明治二十年(1888)的時候，日本文壇出現了一類對歐化文體的反動之作。這種文體浪漫唯美，大量使用典雅的文言，時人稱之為“美文”，有學者考證，周作人在《美文》中對於這一文體的界定與他所推崇的日本作家阪本文泉子的相關論述“非常一致”，對於繼美文之後發展起來的藝術散文——寫生文，他也多有讚賞，“在散文理論上，他多受西洋的影響，舉出英國散文作表率；而在散文創作、特別是小品文創作上，他的情感方式和內在氣質更多地和日本散文，特別是寫生文相通相似，這就形成了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日本寫生文諸多共同的文體特征。”
就是日本體驗中這樣一種近於忘情的文化投入與文化認同，似乎是更多地鼓勵了周作人的文化“求同”的思維。與前文所述的表現於文學“直譯”中的求異思維不同，到30年代中期，周作人承認了自己早年的這種文化求同趨向，他認為當年就是“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特異的國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別與別人不同的地方來，我隻徑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結果是找著許多與別人近同的事物”。“我們前此觀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與自己近似者加以鑒賞，不知此特為日本文化中東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所在。今因其與自己近似，易於理解而遂取之，以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點，此正是極大的幻覺。”這裏的幻覺就是異域文化與中國古典文化的相通性，周作人當時對日本的親切感受就在於他自以為從中發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遺韻。“協和”就是周作人日本體驗的關鍵詞，他說：“我們去留學的時候，一句話都不懂，單身走入外國的都會去，當然會要感到孤獨困苦，我卻並不如此，對於那地方與時代的空氣不久便感到協和，而且也覺得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