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域並無孤獨，反而“感到協和”，這是周作人從個體精神狀態出發的體驗“深度”，也是他區別與其他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所在。民族壓迫危機的緊張決定梁啟超一代人對於日本的“外部觀察”方式，也決定了魯迅更願意返回自我與內心，“入於自性”的本土深度觀照方式，隻有周作人如此“協和”地進入了日本：一方麵，他獲得了由無限豐富的異域文化所構成的寬敞的景觀，寬敞的異域景觀帶給了他關於人類文化“共同性”的亦真亦幻的感受，其積極的意義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周作人於是開始擺脫從一家一鄉一國一民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局限，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超越，這一超越，對於現代知識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麵，沒有差別的民族性又混同於沒有差別的“新”與“舊”，影響了他對於文化發展與文學發展的時代個性的體認，這便是迷戀“協和”的他與魯迅的根本差異。
作為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奠基性建設的一部分，周作人留日時期的文論一方麵努力表達著他的新的見地，但這些新鮮的意見也不時與中國曆史文化中既有的意念與概念相互連結，互為說明，而且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古今溝通也可能與日中文化的認同直接聯係。相對而言，魯迅則似乎多了一份自己的疑慮，也更傾向於在種種文化的清晰分野與辨析中明確自己的觀念。在這個問題上，周作人的《哀弦篇》與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就是一個有意思的對照。一方麵，周作人的《哀弦篇》與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都屬於開啟中國文藝新時代的重要論著，顯然也具有前文所述的一係列共同指向。但與此同時，我以為它們在細節上的差別也同樣的耐人尋味。比如，周作人是將悲哀意識與人對於生存狀態的自覺相聯係，從而為人類的“哀音”正名，因為，“蕭條唯何？無覺悟是。曷無覺悟？無悲哀故”。這裏民族啟蒙之意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如果我們細細品味，卻又能在“悲哀”這一關鍵詞裏找到其中所包含的對於古老文學傳統的某些認同，例如他挽悼了“哀音”的曆史：“中國文章，自昔本少歡虞之音。試讀古代歌辭，豔耀深華，極其美矣，而隱隱有哀色。靈均孤憤，發為《離騷》，終至放跡彭鹹，懷沙逝世。而後世詩人，亦多怨歎人生，不能自已。”這樣的追述自然是不錯的，但是它卻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困惑：為什麼如此富有“哀音”傳統的中國人卻在近代照樣失去了生存的覺悟？甚至以“瞞”和“騙”的方式來掩蓋生存真相的行為也可以從曆代王朝的“末世”中發現？這是不是意味著“哀音”這一概括本身的某些含混呢？相反，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發掘出來的關鍵性概念“詩力”卻分明是傳統中國所乏而多見於西方意誌主義的追求，從西方意誌主義的角度來強化我們的民族韌性與抗爭由此成為了魯迅一生的目標。於是，麵對傳統的中國文學，魯迅常常“挑剔”地發現其內在的不足，以期不斷激勵起我們創造的責任，至於像周作人所發現的“哀音”，魯迅自然也會有不同的見地。例如，對於屈原，他就特意指出，其創作雖“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多芳菲淒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