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穩無事”的生活也是周作人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眾多文化典籍的條件。周作人的思想常常就是在閱讀中產生的，他首先是對這些文字與知識的世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後才“聯係”到了生存的現實，從留日時期一開始周作人就願意成為學者的周作人，成為學者的周作人開始鍾情於知識的吸取與完善，逐漸對人生世事保持了一種相對的冷靜。魯迅留日時期的閱讀是他尋找人生苦悶印征的一部分，所以《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等作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並非其中的知識性的梳理與介紹，而是那種不可遏止的生存突進的激動，知識在魯迅文本中更像是浮動於生命之流上的帆船，是那奔湧向前的生命洪流飄送著知識的運行。進入周作入的留日文本，首先映入眼簾的卻常常是作者的閱讀姿態，這裏到處分布著從中外典籍中拈來的書名、人名與引言，周作人所掌握的知識已經開始形成一個穩定的規範的理性世界，他的現實人生評論是通過這一理性的世界的徐徐展開而傳達的。在這一過程中，作為青年與留日學生的情感“偏至”被不斷克服著。
無論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體驗有多大的差別，在當時都較一般的留日中國學生更深刻更有遠見，因此這些出現於1907、1908年的思考實際上便奠定了他們之於中國文學現代轉換的重大意義：魯迅對於浪漫主義文學、個人意誌主義哲學的興趣，對於民族主義的體認與接受，發展起來的是個體的生命意識，感性體驗的形式以及自我與群體、民族的複雜關係的建構，這可以說構成了未來中國新文學生命體驗的基礎之一，代表了中國新文學建設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創造之源。從魯迅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學堅韌的自我掘進的可能，當然，也會透過生命體驗繁複形式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矛盾性主體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正是一個飽有了感性生命體驗的魯迅的出現，正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個體生命意識的生長和複雜化的發展最終撐破了梁啟超一代知識分子的國家主義的文化與文學理想，在當時人們所習見的抽象政治意念之外開墾著真正屬於文學的人生與生命的體驗，這便在整體上逐漸形成了中國新文學的寬大的格局。同樣，一個沉醉於現代知識文化接受中的周作人的出現也十分的引入注目，周作人向來對於知識性的書籍興趣更大，性心理學、民俗學、人類文化學、兒童文學、醫學史、妖術史等等代表了中國新文學在理智化、知識分子化、情趣化方向的發展。這樣一個立足於世界文化意義上的知識結構也有效地支持了我們未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在知識的擴充與完善尚沒有到達它脫離人生現實的時候，其積極的價值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周作人正是充分展示了這樣的價值。幾年後，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苦悶與壓抑之後，魯迅的文學激情破繭而出，化為了激情的《狂人日記》，而周作人也找到了表達自己新文化信念的理性形式——著名的論文《人的文學》與《平民文學》敲響了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思想之鍾，在彙入五四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之後，魯迅兄弟的體驗和思想終於發揮了更大的社會影響，真正開創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全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