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留日的當時，魯迅兄弟的深度體驗卻並沒有立即轉化成中國文學“別立新宗”的強大動力，這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文學推動的自覺，而是其有意為之的推動竟無法獲得中國同胞的普遍應和，《新生》雜誌的努力及失敗就是這樣。
魯迅兄弟1907、1908年的異域思想探求在當時的留日學友中尚不乏某些知音與同道，比如許壽裳。許壽裳是魯迅剛到日本不久就結識的好友。在日本，他們保持了密切的精神交流，彼此有著許多的共識，“神思”、“內曜”曾經是他與魯迅共同的詞語，用以描述他理解中的“興國”理想。在許壽裳看來，個人精神的“自覺”才是“興國”的基礎，所謂自覺，也就是在人生的憂患煩悶中增加自我意識，“覺我之為我也”。他引法國革命為例，指出“佛朗西革命之精神，一言蔽之日：重視我之一字，張我之權能於無限爾。易言之日：個人之自覺爾”。這顯然與魯迅“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思路相通。正是這種小圈子內部的精神共鳴鼓勵他們試圖將自己的思想成果在更大的範圍中傳播，除了借助《河南》、《天義報》這樣的留學界雜誌外，更令人激動的設想便是創辦自己的雜誌，擁有自己的陣地，更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於是就有了魯迅兄弟和許壽裳、袁文藪等五人共同策劃《新生》雜誌的著名“故事”。我以為，在追蹤魯迅兄弟“深度體驗”的意義上，《新生》雜誌的策劃和最終的失敗都是意味深長的。
在一方麵，《新生》雜誌的創意充分體現了魯迅等人在日本這個現代民族國家中生成的自覺的“現代文學意識”。在古代中國，詩文創作首先是一種科舉製度的需要，也就是說，中國知識分子確定自身價值的依據首先隻能是科舉製度。到了近代，隨著科舉製度的廢除，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寫作才有了直接麵向社會的可能，並且這也是重新估量其價值的唯一姿態。如果說，現代大學製度的建立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創造與傳播奠定了基礎，習B麼各種民營報刊與出版機構的出現則成為他們自由寫作與自由表達的另一種重要形式。中國的“現代文學意識”理當包含著對於自身自由寫作與思想傳播方式的某種清醒認識。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魯迅等人積極策劃同人雜誌的舉措是大有深意的，它標誌著像魯迅、周作人這樣未來的新文學大家已經有了對於作為一位現代作家的生存與言說姿態的明確體認。
《新生》雜誌最終是流產了。或許我們會這樣猜想：如果《新生》成功了，魯迅兄弟的探索為核心內容的新思想、新體驗以及圍繞雜誌所形成的文學運動會不會將中國文學全麵現代化啟動的時間提前？當然，曆史是很難“猜想”的，透過曆史的遺憾，我們又隻能感到魯迅兄弟體驗“深度”的個體性與孤獨性。魯迅、周作人等少數的個體尚不足以完全發起一個有聲有勢的文學運動，中國現代文學時代的真正到來仍然有待於全社會範圍內更普遍的“深度”認同。至少在1907年前後，中國新文學運動大規模出現的可能性尚未到來，這不僅表現在魯迅他們當時的孤獨處境上，甚至也體現在包括魯迅兄弟開展文學活動的方式中。
作為一個能夠影響全民族的精神運動，除了少數先驅的特立獨行之外，也還需要更大圈子乃至更大的社會範圍內的應和。從這個意義上講，“偏於東瀛”的純粹的域外活動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何況就是在當時的日本留學界主要充斥著的是功利主義的空氣，“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他們的認同圈子是多麼的狹窄，在如此“冷淡的空氣中”，魯迅、周作人能夠“尋到幾個同誌”策劃一種純文學的雜誌，這本身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普遍存在的認知深度上的不協調也為魯迅他們“操作”文學的方式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應該看到，文學雜誌的創辦與文學活動的開展本身也是一個需要有若幹的客觀條件與機遇的事情，所謂“客觀條件”主要是指一個民營雜誌運行所必須的經濟基礎、作者隊伍與讀者群體的團結等等，“機遇”則是能夠對以上諸多條件構成直接與間接支持的其他社會因素出現的時機，在《新生》策劃之前，出現在留曰中國學界的對我們的文學轉換影響甚深的幾大雜誌——《清議報》、《新民叢報》、《民報》與《新小說》等基本上都是成功經營的典範，它們在一定的階段中尋找到了可靠的資金來源，其他堅持時間不等的留日學生刊物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河南》、《四川》等等也都往往是以各省同鄉會為依托，充分利用留學同鄉這一“天然”的聯係確立自己的作者與讀者隊伍，融集資金。例如《浙江潮》由許壽裳主編後，立即便約定了魯迅的述譯《斯巴達之魂》；而據周作人的回憶，“說河南有一位富家寡婦，帶著一個獨生兒子過活，本家的人覬覦她的財產，陰謀侵略，她覺得不能安居，隻能叫兒子來東京留學，自己也跟了出來。她把一筆款捐給同鄉會，舉辦公益事情，一麵也求點保護，這樣便是《河南》月刊的緣由。”相比之下，魯迅他們所策劃的《新生》則明顯屬於同人雜誌，沒有穩定可靠的資本，沒有實力雄厚的發行機構，也沒有聯係廣泛的社團組織——這都是現代市場形式中文學賴以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隻有激動人心的文藝理想，似乎還是不夠的。新生，“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據許壽裳回憶說，當時“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雖然是取笑，卻也依然反映了魯迅他們的寂寞與尷尬：在當時的留日學人中，大約還很少有人能夠獨立於博大悠久的中國傳統與朝氣蓬勃的西方文化之外，以全新生命創造為自己的現實目標，人們很容易理解“清議”、“鵑聲”、“漢幟”、“遊學譯編”之類的稱謂，而這“新生”，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都仿佛是一個陌生的名目，能夠進入其認知範圍的恐怕也就是“新進學的秀才”之類了！不僅知音寥寥，就是在參與者這裏，現實生存與文學理想之間的對立也依然存在，於是，後來的流產也算不得有多麼奇怪了。在現代複雜而廣闊的生存環境中，個體的沉思冥想與自言自語畢竟影響有限，市場形式與出版媒介之於文學的發生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於是，新文化與新文學的產生也的確需要我們文學家們的適當形式的推動、傳播與組織，《新生》的失敗似乎告訴我們，在不能直接滿足世俗需要的時候，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推行自己的文學新理想還需要一定的經驗積累，而曆史的現實運動也不僅僅就是個別人“深度”體驗的結果，更廣泛的“深度”認同仍然需要時間的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