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質疑了以政治宣傳為中心的文學啟蒙之後，中國國內的文學新潮卻並不那麼的理直氣壯，在超越了早期留曰知識界的群體民族主義思潮之後，魯迅等少數留日學生的中國文學的“新生”追求卻又未能造成更大範圍內的普遍自覺，形成有效的社會性的文學運動與文學思潮。中國本土新的文化資源的匱乏和異域體驗的普遍深度的欠缺都拖延著中國文學全麵自新的步伐，中國新文學的全麵開創還有待時代的機遇與文學先覺者們多方麵的才華。順著這樣的背景我們意識到，曆史賜予中國文學新生的真正時機還是五四，是五四《青年雜誌》（《新青年》）同人在中國本土開辟了文學發展所需要的廣闊的思想空間，也是五四為新的文學思潮的出現、新的文學運動的發起、新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學媒介形式，成功的市場化經驗。而五四思想開拓的曆史，其實又可以追溯到日本的《甲寅雜誌》，是以《甲寅雜誌》為起點，以《新青年》為高潮的思想與文學的全麵拓進最大範圍地帶動了一切新文學的資源，揭開了中國文學的嶄新的一頁。從《甲寅雜誌》到《新青年》，又延續著一段重要的日本經驗。
那麼，這一切的轉換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即使是魯迅兄弟出現以後，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日本體驗還固守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層次上，盡管這樣的民族國家意識也出現了從“維新”到“革命”的發展演變。從這個意義上看，要根本改變這一頑固的國家主義的“體驗”方式，還得重新返回到民族國家建設所依據的社會政治思想本身，隻有在這一層次上發生了思想的裂變，隻有新的社會政治觀念得以進入，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思想認知的方式，最終形成中國文學現代轉換所需要的“立場”與“格局”。
於是，我們看到，進一步的嬗變還是首先出現在社會政治的觀念上。回顧近現代中國的曆史，盡管政治給文學的損害十分明顯，但也必須注意到，在從封建專製主義向現代社會的轉化過程中，如果沒有社會政治觀念的變遷，沒有文化專製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削弱，一個普遍的廣泛的文學革新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之前，影響中國學界日本體驗的主流政治理念來自維新派與革命派，他們雖然也各有不同，但卻常常又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即是從族群的社會的與國家的角度來思考現實，他們相信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根本就是一個整體利益的問題，而整體目標的解決也就是個人的現實要求的達成。我們說過，正是這樣一個排斥了個人的立場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濃厚的政治功利性，又是這樣的政治功利性妨礙著中國文學在通達個體精神的道路上完成根本性的曆史轉折。但是，這樣的社會政治觀念在辛亥革命之後發生了引入注目的變化。
在推翻封建王朝、完成民族國家的“整體”革命以後，一個自由平等、保障人權的新中國並沒有降臨。袁世凱倒行逆施的專製政治擊碎了中國知識分子理想中的自由與幸福，“自從1912年袁世凱取得政權，一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短短7年的時間裏，一切內憂外患都集中表現出來，比起過去70年的憂患的總和，隻有過之而無不及”。麵對這樣的政治亂局，一批遭遇了變亂又敏於思考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承認，那種將個人幸福寄托於國家政治整體追求的理想無疑是失敗了，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決非是一個民族與群體的籠統問題，它必須要切實地返回到對個人權利、地位與民主自由的實現中去。同當年康有為、梁啟超作為百日維新的失敗者而流亡日本一樣，一批因為政治失敗而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又在民國初年出現了：因為政治理想的不同他們成了新專製主義的反對派，又因為國內專製統治的殘酷而不得不充當亡曰人士，像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梁啟超那樣避禍東瀛，暫借日本的自由空間來反思過去、設計未來。隻是，在曆經了近代政治的風雲變幻之後，他們已經不再如康有為、梁啟超一樣將個人的命運簡單交付給空洞的國家主義理想，現實的深刻教訓迫使他們必須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作重新的思考和定義，這批知識分子中最引入注目的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流亡者章士釗與陳獨秀。
章士釗先後留學日本與英國，係統考察學習了西方特別是英國的政治體製與政治學說，受辛亥革命感召歸國，1912年在上海任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主編，宣傳以英國為典範的政黨模式與政治製度。早在1902年春，當時尚在南京陸師學堂求學的章士釗就結識了從日本回國演講的陳獨秀。1903年，上海《蘇報》被封，章、陳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以承接其批評時政之理想，由此而友誼篤深。辛亥革命以後，兩人都投入了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革命失敗，他們先後又都流亡日本。此時的日本，又如同百曰維新失敗之後一樣，再次成了中國政治家的流亡之所與反思之地。逐漸地，在原本就聲威卓著的章士釗、陳獨秀周圍，彙集了一大批的思想者，他們或者是流亡的知識分子，或者就是留日或曾經留日的學生與學者，前者如易白沙、劉文典，後者如李大釗、高一涵、吳虞、吳稚暉、楊昌濟、張東蓀等等，因為章士釗1914年4月主編《甲寅》雜誌的關係，他們都有了思考與表達的機會。陳獨秀、易白沙、高一涵等應邀參加編輯工作，李大釗也在後來一度參加了上海《甲寅》日刊的編輯。
在一般的文學史論著裏，章士釗、《甲寅》雜誌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關係是逆向意義的，即章士釗是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保守主義的代表，《甲寅》雜誌就是保守主義的大本營。這些結論顯然主要是根據章士釗後來在北洋政府任職、《甲寅》以周刊形式在意複刊以後的種種表現，它基本上忽略了章士釗這樣的流亡知識分子在日本的實際的體驗、表現與影響，畢竟，此時此刻的章士釗並不是反對文學變革的守舊形象，當然更不是後來壓製學生運動的“老虎總長”。《甲寅》月刊雜誌刊登的文學作品雖然屬於舊體，但當時也不存在與新文學對抗的問題，何況文學並非它討論的重點，政治文化才是它檢討的目標，而就是在對近代至民國初年的政治思想的反思當中，章士釗和《甲寅》月刊同人實際上重新調整了個人與國家的基本關係架構，從而為確立未來五四新文學的基礎立場——個人主體立場從現實政治思想的意義上打開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