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推進與《甲寅》雜誌的編輯陳獨秀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雜誌》的創辦就是陳獨秀對《甲寅》雜誌業已形成的思想資源與作者資源的再組織與再優化，《青年雜誌》的誕生和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由《甲寅》月刊而來的日本因緣。除陳獨秀外，《甲寅》月刊幾位編輯——高一涵、易白沙也都重新聚集到了《青年雜誌》，這都得力於陳獨秀的人緣與盛情，例如高一涵，他本來是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科的學生，受章士釗吸引而成了《甲寅》月刊編輯，由此與陳獨秀相識。1915年陳獨秀回上海創辦《青年雜誌》，首先就向他約稿。為此，高一涵回憶說：“餘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餘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高一涵於是成了《青年雜誌》最積極的撰稿人，後來更成為《新青年》著名的六編委之一。就這樣，眾多《甲寅》作者也都開始彙聚到了《青年雜誌》，如劉文典（叔雅）、李大釗、吳虞、吳稚暉、蘇曼殊、楊昌濟、程演生等等。其中高一涵、易白沙、劉文典加上高語罕和謝無量可以說就是《青年雜誌》初創時期的第一批骨幹作者。後兩位一是陳獨秀《安徽白話報》的編輯，一是陳獨秀《國民日日報》的編輯，而他們又都先後留學過日本，也就是說，陳獨秀首先是彙聚了以《甲寅》月刊為主體、輔以自己的其他文化通道的作者隊伍，而且他們都有著共同的留日出身。以後，隨著刊物的發展特別是陳獨秀社會關係與社會職業的變化，其作者隊伍也隨之而不斷壯大，特別是1917年1月，陳獨秀受蔡元培之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青年雜誌》（從第2卷起已經改名為《新青年》）的作者骨幹轉換為以北京大學教員與學生為主體，如胡適、劉半農、蔡元培、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陳大齊、周作人、魯迅（1920年8月起）、朱希祖、杜國庠等，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提及的北大教員除胡適、劉半農、蔡元培外多半也都有過留學日本的背景，加上既是《甲寅》舊友又任職於北大的高語罕、李大釗、楊昌濟、章士釗，以及其他留日知識分子如潘讚化、謝無量、汪叔潛、馬君武、陶履恭（孟和）、光升等，《青年雜誌》中流淌的“日本因緣”十分明顯。這裏一方麵自然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留日比例有關，但從另一方麵看，恐怕也正是留日群體對當下中國社會政治的切近體悟與思考與《青年雜誌》的批判性目標有了更自然的契合。
陳獨秀離日返滬創辦《青年雜誌》，就是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推進和調整《甲寅》月刊的文化追求。他稱雜誌“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其實就是將《甲寅》月刊時期的政治中心轉換為以思想文化為中心，基點則是抱定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特別是在《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之後，這一追求就更加明顯了。《青年雜誌》自1916年2卷1期開始更名為《新青年》，當期就有陳獨秀的《新青年》、李大釗的《青春》兩文激揚新生的生命。另據筆者統計，從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到1926年7月《新青年》終刊，該雜誌發表的以“青年”為標題的論說、文學創作、翻譯、讀者論壇等文字就有34篇，尤其是處於初創階段的前三卷雜誌（1915年9月到1917年8月），幾乎每期都有關於“青年”意義的闡釋，有時一期還多達三、四篇，如1卷1期有三篇：陳獨秀《敬告青年》、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譯作《青年論》；2卷2期有四篇：吳稚暉《青年與工具》、劉叔雅《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謝鴻《法國青年團》、李平《新青年之家庭》等等。這說明，《新青年》雜誌是決心將新的文化觀念傳播到新一代的中國人當中，《新青年》同人決心通過青年一代的思想認同為中國的未來建立一種新的思想與文化。
那麼，這種新的思想文化的基礎何在，或者說新一代中國人的新的思想認同的基點是什麼呢？在《青年雜誌》創刊之初，陳獨秀開宗明義有《敬告青年》六條，作為基礎的第一條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他提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這其實就是陳獨秀《甲寅》月刊時期所確定的個人立場。
不僅是作為主編的陳獨秀將“個人”的“主義”帶入了新的刊物，其他深受《甲寅》月刊“人權”、“個體”、“自由”思想浸潤的作者也一同闡發著以“個人”為基礎的新文化追求。與《甲寅》月刊不同的是，《青年雜誌》（特別是成為《新青年》以後）將思考從政治意義的“權利”轉向了文化意義的“人生”與“信仰”。人的道德重建與精神重建問題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中心話語。
《新青年》同人以各自的方式闡述著新一代中國人（新青年）所應當具有的“個人”主體立場，努力建構以“個體”、以“自我”為出發點的“新文化”思想係統。《甲寅》月刊的老作者如陳獨秀、高一涵、易白沙在《青年雜誌》（多在第1卷）尚有不少關於政治民主的文章發表，但與《甲寅》月刊時期比較，他們的議論更像是在觀念的層次上進行：“試看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在《新青年》（包括其前身《青年雜誌》）上刊載的推崇西方激進民主的文章，便會發現，他們議論的重點並不在共和國體、議會政治等民主的結構性、操作性層麵，而在‘民權平等’、‘主權屬於人民’之類高調民主理念。”在這裏，政治民主的意義主要不再是一個“國體”、“政體”的問題，而是與個人人生意義的尋找、與自我的自由追求相聯係，倡導個人的權利也主要不是批判“偽國家主義”，而是要將個人的人生價值從宏大的“國家”目標中剝離出來，例如高一涵提出：“人民、國家有相互對立之資格”，“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求得歸宿之途徑也。”“今吾國之主張國家主義者，多宗數千年前之古義而以損己利國家為主，以為苟利於國，雖盡損其權利以至於零而不惜。”在另一篇《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裏，他又為個人的自由與“小己主義”正名：“道德之根據在天性，天性之發展恃自由，自由之表現為輿論。”“社會集多數小己而成者也。小己為社會之一員，社會為小己所群集，故不謀一己之利益，即無由致社會之發達。”易白沙專題討論了“我”的意義及其與“國家”、“世界”之關係：“有世界矣，有國家矣，斯不能無我以為之主人。”“西方哲人所以能造化世界、造化國家者，無他，各自尊重起其我而已矣。”此外，吳虞抨擊傳統禮教對於人的損害，高呼：“到了如今，我們應該覺悟：我們不是為君主而生的！不是為聖賢而生的！也不是為綱常禮教而生的！”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為“為我主義”正名，提出“以我身為中心，不為外界所驅使。”李大釗以《青春》、《“今”》、《新的！舊的！》等激情四溢的文章激揚新的創造精神，此外，“個人主義”的易卜生、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叔本華自我意識學說以及所謂“美國人的自由精神”、“歐洲戰爭與青年覺悟”等等也作為西方個人與自我思想的重要內容在雜誌上獲得了相當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