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中國文化“吃人”，這是魯迅最驚世駭俗的宣判！其淋漓痛快，其摧枯拉朽，其無畏無懼，都曾經令多少衛道士忿忿不平，多少的學者蹙眉歎息，今天，又成了多少“現代性質疑”者的眾矢之的！然而，所有貌似公正的辯解其實都來源於他們所掌握的“曆史文化知識”，但問題在於，《狂人日記》本身就不是他們所熟悉的那種“知識的考證”，也不是他們在理智狀態下所宣講的“思想”。《狂人日記》是文學，文學是人生命的體驗，它不是我們在日常社會慣性控製下瞻前顧後的“公平”之論，它是魯迅在經曆了日本這一現代文明洗禮後對中國人生的“洞見”。在日本經驗的參照下，魯迅的人生體驗隻能是遵從一個準則，這就是人的生命的價值。如果說中國文化在魯迅的體察中的確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扼殺著人的基本權利，人的存在和發展並沒有能夠無條件地成為“天賦”，那麼，在以自我感受為最大真實的文學創作中，“吃人”便無疑成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這毋庸討論，因為它根本就不服從學院派學術的規則，也不是曆史知識歸納的對象。很顯然，“狂人”深夜讀史並不是為了成為學院派學者，而是現實人生的憂患令他夜不能寐；他也不是在學術研究中歸納著中國文化的結構與性質，而是狼子村人的“青麵獠牙”讓他的實際體驗與曆史感觸兩相融合，最終升華為一種精神意義的“整體象征”，象征世界裏的“世人真麵目”是文學的“真”，是情緒的“真”。可以說，這種近似於西方現代主義思維的“真”正是魯迅超乎常人的尖銳和深刻，是比知識性的曆史更真的“曆史”，也是比經驗性的現實判斷更準確的“現實”，但卻又並不等同於關於曆史與現實的任何學問性的知識歸納。“吃人”對於狂人而言不是“知識考古學”的結論（盡管這並不妨礙今天的研究者就“吃人”作中國文化上的“知識考古”），而是活脫脫的生存虐殺的體驗。魯迅創作的是文學作品的《狂人日記》而非通俗版的“中國傳統文化論”，這就是說，這部作品的意義是由它全部的文字、全部的生動豐富的人生圖景所組成的。魯迅與其說就是為了假借一個生動的形式來傳達出一個驚人的知識，毋寧說就是為了揭示一個現實中人的重要人生體味——生存遭遇的全過程與精神煉獄的全過程：一個原本“正常”的人生被猛然間揭開偽飾、洞見真相的種種後果。洞見了真相的人是如何成了“另類”，他又該如何來承受這彌天的恐懼？當然，人生總歸還得回到他自我遮蔽的狀態，人也隻能在默認這一遮蔽之後繼續求生，世界繼續包裹著自己似是而非的“真相”運行——包括這人生的歧義、含混、矛盾和解讀的艱難，包括我們對它的反抗和依賴，拒絕和認同，憤懣與無奈。當許多《新青年》的作者主要還是在知識概括與經驗總結的意義上營造他們的思想立場之時，魯迅卻自由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性直覺，創造了他精神體驗的形式。後來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將知識性經驗性的現象統計作為曆史與現實的認識“標準”，這就很難理解《狂人日記》的“體驗之真”了，而學院派知識分子也常常將知識積累中的某一學說稱作自己的“思想”，這便更與藝術的思維判斷有了很大的距離。今天的理論家似乎找到了許多認定魯迅“偏激”的理由，但不幸的是，他們卻由此喪失了進入一部偉大作品的獨特體驗的機會。今天，已經有學者提醒我們留意“思想史取替文學史”的不良後果，我以為這在客觀上起碼有兩重指義，一是指那種以時代思想的分析“代替”作家個體的感性體驗的現實，二是將作為認知對象的“思想”認作文學藝術內在思維的現實。
當然，這並不是說“思想”本身就沒有了意義。實際上，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轉換首先便是一個思想信念的崩潰與重建問題，能夠重新支撐和統攝全民族行為的新的思想信念將滲透到其他一切的精神文化活動當中，成為其他精神現象變遷發展的動力性因素。所以我們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常常需要結合“思想史”的考辨來加以說明，但必須注意的是，開辟了體驗空間的新思想立場並不能代替體驗本身，甚至作家自詡的社會思想觀念也不一定就是他真實的內部思緒，更何況近現代思想並非是混沌的一體，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甲寅》月刊對“偽國家主義”的批判再到《青年雜誌》對個人獨立自尊的闡發，這些帶動了中國文學現代變遷的“思想”都各有不同。隨著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曆史發展，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探求明顯呈現為幾個層麵，每一個層麵的實質意義與作用都不相同，對文學發展實際的開拓方向與深度也大相徑庭，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近現代思想發展從梁啟超到《青年雜誌》的這種“多層次”性。思想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自我認知係統的一種調整，又與個體的感悟相互糾纏，其意義最終在於“開辟”，即對於文學感悟通道的疏浚、激活與推進，我們依靠新思想的力量擊破舊的理性認知框架，為自由的感悟開辟寬敞的空間，最後創造文學的還是心靈的感悟；思想的開辟與疏浚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同層麵的認知障礙需要不同階段的多次疏通，每一次疏通之後都應給自由感悟留下生長的時間。梁啟超的“新民說”展開的主要是近代政治小說的生長空間，《青年雜誌》對個人獨立自尊的闡發則打開了文學通達個人人生世界的可能。在這一過程中，任何外來的“現代性”思想方案都不可能完整地在中國呈現和流傳，它隻能以啟迪心智的意義被中國人“創造性”地讀取其中的某一側麵，然後中國作家又按照自已的“思想”建構來發現和表現自己的人生體驗。日本的體驗中亦混合了中國先前的體驗，在“思想”與“文學”之間，在“外來的思想”與“中國的文學”之間，也存在著若幹複雜微妙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