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思想”變遷的顯著表現還在它對文學活動“格局”的影響中。對於人生現實的新的理性認識將直接改變一代人展開文學運動的形式。當《青年雜誌》自覺地演變為了《新青年》，這裏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把定曆史運動方向的自信。在對國家民族問題的思考已經取得了更多社會認同的時期，凝聚同道、調用資源的可能都非魯迅兄弟的《新生》所能比擬的了。
從《甲寅》月刊到《新青年》，這些思想文化雜誌之所以能夠對社會形成巨大的思想衝擊，就在於它們在凝聚作者、爭取讀者和造成廣泛的社會傳播效應方麵獲得了較大的成功。《甲寅》月刊的創辦依托了國民黨背景。它原為胡漢民所發起，請“資格頗老”的章士釗出任主編也是為了協調當時黨派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利用好黨派資源，自1卷5期起，印刷與發行改由上海亞東圖書館代理（至1915年10月1卷10號再由雜誌社自辦）。陳獨秀1915年6月自日本歸來積極籌辦《青年雜誌》，他與群益書社商定，由書社出資承擔雜誌出版，負責印刷發行工作，每月提供編輯費、稿費200元，最初每期大約隻有1000份左右，1917年以後，銷路驟增到16000份，許多期都重印過多次。當年的青年讀者對於《新青年》雜誌的反映是這樣的熱烈：
“未幾大誌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購而讀之，不禁喜躍如得至寶。”“深恨不能化白千萬身，為大誌介紹。”
“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裏麵，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的醒悟過來，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見到了曙光一樣。”
“它的出現像是一聲雷鳴，把我們由騷擾不寧的夢中震醒了。”
《新青年》編輯的組織能力組織實效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隨著作者隊伍從《甲寅》月刊擴大到北京大學，《新青年》實際上已經充分地為它自己尋找到了穩定可靠的作者與讀者隊伍，這與魯迅當年僅僅依靠幾位同人的赤誠創辦《新生》的情形大不一樣了。在這方麵，著名的“金心異”遊說事件大約可以反映他們思想組織的力度與成效。當魯迅一度因為理想的挫折而用“鈔古碑”的方法打發寂寞與無聊時，是昔日的日本同學、今天的《新青年》編輯錢玄同踏進了S會館，以《新青年》式的決絕姿態說服了魯迅，也請到了周作人的加盟，於是我們的新文學才有了其標誌性的作品——小說《狂人日記》與文論《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有了屬於現代散文新創造的小品文與雜文。魯迅兄弟在日本產生的人生體驗在經過了寂寞痛苦的蟄伏之後，終於獲得了一次新的爆發，他們的體驗構成了五四新文學初期最生動和最深刻的感性內容。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在S會館發表了有力的論斷。這裏的決絕與陳獨秀另一番斬釘截鐵的宣判相得益彰：“決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今天有人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提出了“語言暴力”的質疑，其實，沒有與政治經濟權力相結合，“語言”何來壓榨他人的能力！既然無緣對他人形成實際的壓榨，那麼這裏讓人感覺到的“力”也就隻剩下了決絕判斷的語言力量——而這卻屬於人類正常的語言現象與言論權利了！何況，在“一盤散沙”的中國，如果沒有如此淩厲的思想斷喝，沒有如此富有裹挾效果的人員組織，但憑幾位文學愛好者的生存體驗與赤誠，《新青年》會不會也如魯迅他們的《新生》一樣的夭折？這也很讓人懷疑。
《青年雜誌》的經營與傳播很好地“盤活”了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與新文學資源，依賴這些資源，又出現了《新潮》、《少年中國》等其他新文學群體。一個巨大的讀者與作者群體的出現為中國新文學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切實的保證。《青年雜誌》宏大的公開呐喊的聲音營造了五四文學新的思想場境，這些思想的呐喊與魯迅等人文學創作的體驗世界交相輝映，五四新文學的發生便是魯迅、周作人式的人生體驗，與陳獨秀等人從民國以後發展起來的現代思想理論，還有《新青年》式的知識分子的文學運動方式的恰當的結合，其中，應該說是魯迅、周作人的人生與藝術體驗集中代表了這一曆史現象的高度與深度。而所有的這幾個方麵都與日本有著密切的關係，或者是在日本形成的獨特的人生藝術體驗，或者是在日本獲得了自由的思想空間與言論空間，或者就是在日本結下了寶貴的人倫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