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日本體驗可以說是基本上完成了對沉滯的中國心靈的激活，現代中國的全新體驗開始為人們所發掘、所傳達。這種新的前所未有的體驗便是中國現代文化，而這一體驗的藝術表現形式就是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在這個時候，我們又回到了前文多次闡發的日本體驗/本土需要的結構關係當中。我們知道，這一結構關係中的每一單項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具有同等的價值。晚清時代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其本土體驗已經鈍化，這個時候，對本土的單純的堅守就是自我的封閉和保守，因為鈍化的感覺已經無法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帶來創造的契機了。相反，我們有必要通過對以日本為代表的異域世界的體驗擊碎我們業已形成的封閉，恢複我們感覺的能力，激活我們創造的欲望。經過艱苦的曆程，到了五四，日本體驗已經激活了我們自身的感覺，自此以後，中國作家的首要使命轉為了對現代中國的深人體驗與表達。對日本和其他異域的體驗當然還會對我們產生積極的啟示作用，但體驗日本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基本任務了，體驗自己，體驗本土是這個時候文學活動的中心。
當然，隨著中國留日活動的繼續進行，中國作家的日本體驗並沒有就此終結，如從五四前後的創造社同人一直到1930年代的抗戰爆發，都不斷有中國作家前往日本，他們繼續從日本帶回他們各自的“體驗”，並試圖借助這些體驗彙人中國文學發展的洪流，傳達他們獨特的聲音。然而，在這個時候，異域體驗與本土需要的結構關係卻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即是說當梁啟超、陳獨秀、魯迅他們在發掘各自的體驗之時，中國本土作家的文學體驗已陷入困頓淤塞，在這種情況下，異域的體驗也往往就是留日中國作家“打開”自我心靈的一種方式。異域激活了本土，異域的體驗也直接轉化成了本土的、自我的人生意識，異域體驗與本土需要不僅沒有過程上的矛盾，也往往沒有精神上的阻隔。然而，當創造社同人汲取日本體驗又試圖以此介入中國文學之時，情況卻發生了變化。這個時候，在中國本土，新的文學體驗方式已經形成並沿著自己的軌道發展著，他們關於本土與自我的“深度體驗”無疑更具有影響人心、左右文壇的力量，這對初出茅廬又與本土相對隔膜的創造社青年來說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於是，為了努力排開這“大局已定”的文壇壓力，他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方向——繼續強化和倚重自己的異域資源，更不斷以異域文化的“新異”與“先進”對抗本土既有的文學思潮。這樣的選擇無疑將為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繼續輸入異域文化的信息，但同時卻也將創造社作家自己置於了一個相當微妙的境地：為了“對抗”而輸入的異域思潮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各自的真實心靈，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契合了中國現代文學本土發展的需要？
從異域體驗的自我冥合到所謂先進思潮的不斷輸入，中國現代作家的日本體驗方式開始發生了某種重要的變化，這一變化最終造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複雜格局。
§§第五章 掙紮中的“創造”與新文學複雜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