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主要從梁啟超——魯迅這一批近代中國的留日學人與學生的曆程出發，追蹤了他們各自的人生藝術體驗。按照這樣的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似乎就是一個連續的人生與生命體驗的“深化”過程，日本體驗的意義就在於中國固有的感受形式遭遇阻滯、陷入困境之後，重新激活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讓他們有機會重新發現了人生的新意與文學的新趣。從梁啟超一代知識分子的知識性的相對表層的體驗到魯迅兄弟的深度體驗，從極少數知識分子的個人體驗到《甲寅》月刊、《新青年》群體的更廣泛更係統的政治學——文學追求，現代中國文學意趣與思維的發生過程就呈現為如此分明的邏輯進程。
然而，這卻僅僅是曆史的一個側麵。現代中國的文學就如同現代中國社會曆史一樣從來都是一係列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任何單一的線性的曆史描述最終都將被證明是單薄的和無效的。今天我們看到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所以如此豐富與複雜就在於它從“發生”與塑形的時候開始就不是一種文學向度的單一掘進，而是立足於不同人生層麵與藝術理想的群體並行、分歧、矛盾、糾纏與耦合的過程，這種矛盾分歧中的塑形才基本上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底盤”與基礎，形成了未來衝突與聯合的“結構”。
在多種發生與塑形的力量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創造社青年作家群體，與前述梁啟超——魯迅留日學人與學生一樣，他們同樣體現了日本體驗之於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的重要意義，然而，與前述學入學子的重大差異卻在於，他們體驗的心態與方向卻出現了重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了的東西又最終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發生與塑形的分歧性的能量。
在中國近現代學人的留日史上，有幾個值得注意的曆史轉折點。就在這幾個時間點的前後，曆史環境與個人生活狀態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賦予了日本體驗新的內涵，最後又影響到了中國新文學的創立。
1907年前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時間點。它上承1898年的戊戌變法，下啟1911年的辛亥革命，從體製內的改良到製度的整體重建，留日中國學人所感受到的是不同政治理想背後的自我意識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正可以通過現代化進程中的日本獲得，前文所述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深度體驗”就發生在這個時候：在走出梁啟超一代的國家主義文學視野之後，魯迅、周作人等少數留日中國學生以他們在日本文化環境中所獲得的關於自我與文學的“深度體驗”進一步推進了中國文學的自我嬗變，並最終催生作為中國文學“新宗”的文學理念。
1912年前後又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時間點。
如果說在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普遍輾轉於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焦慮當中，他們自身的人生理想與自我定位自覺不自覺地與這一重大的民族目標相聯係，而所謂留日學人的日本體驗其實就是日本社會文化的現實經驗與中國目標的一種感性對話。那麼，一旦我們的現代民族國家形式得以確立，中國知識分子對自我與人生的關懷便有可能暫時失去了與民族國家目標的直接連接關係，轉而更多地返回到自己生存問題的本身，返回到自我精神需求的內部，並以此作為“文學”的起點。在這個時候，所謂的日本體驗也就常常成為了日本社會的個人生存狀態與留日學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間的感性對話。
我們所考察的前期創造社作家群絕大多數都是在1913年以後留學日本的。
在此以前，一批在繼承一超越梁啟超式的國家主義啟蒙理想中起步的中國學人已經告別了日本：魯迅於1909年回國，許壽裳於1909年回國，周作人於1911年回國，就連對20世紀初留日學界影響甚巨的梁啟超也於1912年回國，他們的歸來既開啟了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的未來可能，也同時宣告了一個重要的留日階段的結束。
從1913到1917，就在新的中華民國的時代到來之際，又一批青年東渡而去-1913年有郭沫若、鬱達夫，1914年有張資平，1916年有田漢，1917年有鄭伯奇，1918年有穆木天，一段新的人生體驗開始了。
這新的體驗都有些什麼特點呢？在這一批青年留學日本的最初的言論中，我們常常能夠讀到“孤獨…迷茫”、“矛盾”類的描述，與魯迅等人所謂“精神界戰士”式的孤絕不同，他們的諸多感言都直接聯係著當時具體的生存問題，體現著一種個人化的生存態度。
例如郭沫若。與安娜的結合是他常常談到的個人苦悶，這種苦悶體現在兩種意義上。
其一是與當時留學界的“愛國主義”的矛盾。“原來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學界為反對‘中日軍事協約’，曾經鬧過一次很劇烈的全體罷課的風潮。在那次風潮中還有一個副產物，便是有一部分極熱心愛國的人組織了一個誅漢奸會。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認為漢奸，先給他們一個警告，叫他們立地離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對待。這個運動在當時異常猛烈，住在東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離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時和安娜已經同居了一年有半，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和夫產後已經五個月了。更不幸我生來本沒有做英雄的資格，沒有吳起那樣殺妻求將的本領，我不消說也就被歸在‘漢奸’之列了。”
其二是與傳統家庭倫理觀念的衝突。“我的罪惡如僅隻是破壞了戀愛的神聖——直截了當地說時，如僅隻是苟合，那我也不至於過於自譴。隻是我還有件說不出來的痛苦。我在民國二年時，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結了婚，我的童貞早是自行破壞的了！我結了婚之後，不久便出了門，民國三年正月，便來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種無限大的缺陷，早已無可補寘的餘地的了。不料我才遇著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時候，我是結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仗恃著我結了婚的人，所以敢於與她同居。唉！我終競害了她！”
前一方麵的表述將個人與時代的風潮分割開來，後一方麵的表述又呈現了個人與傳統倫理道德的糾纏矛盾關係。在這樣的情緒氛圍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為各種生存的方式所困擾的人生旋渦中的“自我”。
對人自身的重新發現和關注可以說是近代以後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成果，也是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發生的關鍵性環節，從梁啟超《新民說》中的“新民”理想到魯迅《文化偏至論》的“入於自識”再到郭沫若《三葉集》中反複念叨的“人格”、“生命”，可以說構成了留日中國學人重認“人”性意義的基本線索。不過，究竟什麼是“我”，我們對“自我”的關注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上進行，這卻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正如科恩所說：“自我性，的問題是人的本質問題的一個側麵。但是它實際上又包含了許多問題。”我們可以從本體論的角度立論，可以從價值論方麵追問，可以在心理學意義上加以探詢，也可以從社會政治的角度提出要求。
對於梁啟超而言，他的理想是：“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他洋洋十數萬言的“新民”之論第一次係統涉及了人自我發展的諸多問題，如個人道德、國民公德、個人權利與自由、人倫關係、人格氣質、社群與國家等等，不過，所有這些討論都清晰地立足於國家政治的層麵，歸根結底，是為了“合群救國”才不得不思考“人”自己的問題。
如果說梁啟超是為了“立國”才開始“立人”，“立國”是最終的目標；那麼魯迅、周作人等便是直接將“立人”作為了自己追求的方向，在周氏兄弟這裏，完成了從抽象的國家民族到具體的個人與自我的轉換，“個人”真正從“眾數”中獨立出來，“入於自識，趣於我執，剛愎主己，於庸俗無所顧忌”。不過，魯迅談“個人”與“自識”又非從哲學的本體論層麵上立論，依然屬於價值論的層麵，也就是說，提出“個人”與“自識”的問題，還是為了推動民族改造、社會進步這一事業。與梁啟超的不同在於，個人與自我的問題在魯迅這裏不再是解決國家民族問題的“手段”與“步驟”，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重大問題，或者說，在魯迅這裏，同時存在著國家民族的問題與個人自由的問題，它們彼此獨立，同樣具有緊迫性，在當前，個人自由的問題更具有緊急意義，但魯迅又無意分割這兩個問題間的重要聯係，這就如同他在“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同時繼續思考國家民族的整體危機，並沒有舍棄對“眾數”命運的關懷一樣。《文化偏至論》的結尾，正是魯迅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無限感歎：“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隻不過，魯迅更充分意識到“任個人”與“薦軒轅”之間的豐富的互動關係，他並不追求兩者之間的直接對接。
與梁啟超簡捷地將個人與自我的問題納入到國家民族的命題中加以論述不同，也與魯迅從個人與自我出發，努力發掘其中的社會意義不同，在郭沫若關於自我困擾的談論中，我們讀到的多是一個青年學子人生飄忽、生存艱難、性情不定的“本身”，郭沫若是在人生的波瀾起伏中返觀自我，窺視和描述自己內在的精神狀態，他顯然對自我精神的結構及其流動發展更感興趣，到了郭沫若這裏，作為個人與自我的描述的心理學意義，才真正出現了。郭沫若一代青年學子的自我精神“懺悔錄”足以成為對當時中國青年進行心理分析的重要文本。
在郭沫若的留日體驗中，對自我的描述常常與一般國家民族的宏大問題多有分置，個人化的懷疑、矛盾與焦慮是其主調。例如：
白華兄！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有Lyrical的天才，我自己卻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確是太壞透了。我覺得比Goldsmith還墮落，比還Heine懊惱，比Baudelaire還頹廢。我讀你那“詩人人格”一句話的時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眼淚。
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
我常恨我莫有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懺悔錄》來，以宣告於世。我的過去若不全盤吐瀉淨盡，我的將來終竟是被一團陰影裹著，莫有開展的希望。我罪惡的負擔，若不早卸個幹淨，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裏，莫有超脫的一日。
這種情緒性的批判性的自我描述，又力圖通過自我的懺悔重新實現精神平衡的追求當然不僅僅見於郭沫若一人，它幾乎就可以說是後來形成“創造社”的這一批青年學人的共同特征。
田漢同樣表示：“你要交我，我隻是這麼一個‘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範少年’田漢，不知道多少遠。勸你還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經痛苦。加上你若識破我的元身，消滅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麼我更痛苦了。你若不棄這個不良少年，便請你時常來匡正我，督責我。你也不至於失望，我也不致於惶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