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梁啟超、魯迅在留日期間的自我意識是在個人/社會、自由/責任之間的理性辨析和再認，那麼郭沫若等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識則更傾向於天使/魔鬼、善良/罪惡之間的非理性糾纏與彷徨，在這些非理性的糾纏與彷徨的背後，是一個欲望與本能世界的被發現。對此，鬱達夫表述得很清楚：
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曆程。而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淩，感覺得最深切而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刹那。諳熟了日本的言語風習，謀得了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揖別了血族相連的親戚弟兄，獨自一個在東京住定以後，於旅舍寒燈的底下，或街頭漫步的時候，最惱亂我的心靈的，是男女兩性間的種種牽引，以及國際地位落後的大悲哀。
在這裏，鬱達夫一口氣使用了三個“最”字，將一代留日學子的群體性煩惱（受盡“東洋氣”）與個人欲望層麵的惑亂寫得十分的明白，而最終的落腳點還在個人的欲望世界。《沉淪》中主人公的“日記”更是直接：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郭沫若的小說也說過類似的意思。《漂流三部曲》中愛牟的詩歌作詩雲：
去喲！去喲！
死向海外去喲！
家國也不要，
事業也不要，
我隻要做一個殉情的乞兒，
任人們罵我是禽獸，
我也死心塌地甘受。
相對於這一代青年沉淪於欲望與情緒之中的自我煩惱，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日本生活中的“個人”似乎更簡單、更平靜、更理智。許壽裳的著名回憶是：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
對照以後我們所熟知的魯迅的生活方式，可以知道許壽裳的回憶的確是概括出了魯迅當時精神生活的真相，魯迅的自我尋找與個人建構是如此自然地與民族、社會、群體的重大問題銜接在一起，在這裏我們很少見到作為個人欲望世界的蓬勃與喧囂。魯迅自然也有痛苦與煩惱，但他的那種煩惱——例如“幻燈片事件”與《新生》的失敗——更是產生自對人生的思考，是“人生原則”的挫折，在本質上，這不屬於欲望的世界而是屬於意誌的世界，從留日時期對尼采的接近開始，魯迅的精神生活就更傾向於在“意力”（意誌）的層麵上尋覓、充實和調整，這樣的對自我對人性的把握方式一直貫穿了魯迅一生，到後來《野草》的絕望與痛苦依然必須在“意誌探險”的層麵上才能獲得深入的理解。
與郭沫若、鬱達夫等人掙紮於生存欲望的苦痛而刻意“放逐”知識與理智不同，留日時期的周作人所體現出的恰恰也是一種對“知識性生活”的滿足甚至迷戀：“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的空假，而亦與朝鮮安南的優孟衣冠不相同也。”這裏的“健全”尤其耐人尋味，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是周作人理想中的平和的日本生活狀態，是他所陶醉的穩定、理智的自我精神形式。在“古風猶存”的日本，周作人與魯迅都生活得質樸而平和：“我們那時還無銀座散步的風氣，晚間有暇大抵隻是看夜店與書攤，所以最記得的是本鄉三丁目大學前麵這一條街，以及神田保町的表裏街道。從東竹町往神田，總是徒步過禦茶之水橋，由甲賀町至駿河台下，從西片町往本鄉三丁目，則走過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樹，渡過旱板橋（空橋），出森川町以至大學前。這兩條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來還如在目前。”
所謂“銀座散步的風氣”，這便是另外一個時代——大正時期(1912-1926)資本主義繁榮的標誌了。魯迅、周作人的主要生活年代是明治(1868-1912)，他們的記憶、情感與思維都深深地打上了明治時代的印跡。對此，周作人更有相當明確的意識。他說過：“我留學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覺喜歡的，也還是明治時代的日本。”明治時代的日本完成了維新運動，開始了邁向現代社會的有序化進程，政治、經濟、文化與民氣都呈現出全麵上升的姿態，就在這時，發生的日俄戰爭又以小國日本的勝利極大地震動了東亞以至世界，仿佛就是對明治成果的最為及時的嘉獎。周作人回憶說：“我初到東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緒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戰爭結束後一年。現在中國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嚐切實的知道，那時日本曾經給予我們多大的影響，這共有兩件事，一是明治維新，一是日俄戰爭。當時中國知識階級最深切的感到本國的危機，第一憂慮的是如何救國，可以免於西洋各國的侵略，所以見了日本維新的成功，發見了變法自強的道路，非常高興，見了對俄的勝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氣，覺得抵禦西洋，保全東亞，不是不可能的事。”
可以說，正是出於對日本社會蒸蒸日上的這種體驗，魯迅、周作人一代知識青年被激發出了諸多的故土關懷與想象，自然而然地，他們對個人發展、自我定位的激情也與對國家民族的整體思考交融了起來，而且相信通過有序的文化建構可以實現這些令人振奮的目標。
相反，到郭沫若、鬱達夫、田漢等更年輕的學子留學日本之時，曆史卻進入到了資本主義持續發展、個人欲望持續升溫的大正時代。讀一讀郭沫若、鬱達夫一代人筆下日本場景，我們就不難發現那些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誘人景象。
郭沫若的回憶很清楚地把握了這一時代變化的來龍去脈：“自歐戰開始以來，西歐的資本家因受戰事的影響一時遭了挫折，日本的資本主義便乘著這個機會勃發了起來。那時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財政上采取積極政策的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對於產業熱特別加以煽揚，於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規模的工廠。它們最大的銷路不消說就是我們偉大的貴中華民國。中國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爆發戶來。那些爆發戶一有了錢，痛頭的便是怎樣來把錢消費。依著經濟上的鐵則，他們自然要向著規模較大的再生產的方麵去灌注，而同時是向著享樂一方麵去揮霍，物價便如象受著魔術的呼譴一樣，暴漲了起來。”在其他更多的時候，年輕的郭沫若都還不具備如此社會分析式的冷靜，他深深地攪擾於“成金”時代的這些生存迷惑當中了。
博多灣是郭沫若文學靈感的搖籃，不過這海灣帶給他的卻不僅僅是明媚的波光，抱洋閣上的時尚生活也是同樣的曆曆在目：“抱洋閣前麵停著好幾部汽車，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為‘成金’的人，帶著‘藝伎’在那裏進出。有時也挾著些戴四角帽的大學生在裏麵。聽說那裏麵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還有好些娛樂的設備，如象台球之類。時而從樓上窗口中，於男女笑聲之外，響出撞球的聲音。”
關於抱洋閣的這番觀感出現於郭沫若與張資平的在海邊的一次邂逅，接著，兩人一同下海遊泳，但很快卻被海麵浮動的煤油趕上岸來，此時此刻，狼狽不堪的兩位窮學生隻能“眼望著抱洋閣上臨海的大樓，一些尋樂的男女，坐在樓頭暢飲啤酒”。這是幾百字的描寫中郭沫若第二次對抱洋閣注目眺望，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抱洋閣下的郭張相遇被郭沫若視做創造社的“受胎”，未來的“創造”由此便與日本“成金”時代的欲望刺激形成了某種暖昧的聯係。
遠在福岡海岸的郭沫若有過如此的感念，身居大都會東京的鬱達夫當然更是體驗深刻：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裏到來了。當時的名女優像衣川孔雀，森川津子輩的妖豔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豔聞等等，凡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對象與事件，在這樣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裏，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伊卜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自然派文人的醜惡暴露論，富於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地殺到了東京，而我這樣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定的異鄉遊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
為周作人、魯迅兄弟所未體會過的“銀座散步的風氣”，郭沫若也有機會領略了。1921年，他從上海回東京與朋友商議刊物籌辦之事，田漢相約晚間去銀座領略咖啡館，郭沫若立即興奮不已：“這對於我倒是一個很大誘惑”，接下來，他滔滔不絕地充滿向往地傾訴說：
“咖啡館情調！”這是多麼誘惑人的一個名詞喲！我聽說那兒有交響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響曲，有年青侍女的紅唇，那紅唇上有眼不可見的吸盤在等待著你，用另一種醇酒來使你陶醉。那兒是色香聲聞味觸的混成世界。在那兒能夠使你的耳視目聽，使你的唇舌掛在眉尖，使你的五蘊皆充，也使你的五蘊皆空。這樣的一種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壽昌來向導，這真是我到東京的一種意外收獲了。
聯係日本社會從明治——大正的演變來比較魯迅與郭沫若兩代留日學人差異，最早深入論述這一問題的是日本學者伊藤虎丸。在《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一文中，伊藤虎丸先生詳細論述了作為明治時代的“政治青年”與作為大正時代的“文學青年”這兩種人格形象分別在魯迅與郭沫若兩代留日學人身上的不同的投射。伊藤虎丸分別從自我人格定位、民族主義意識、對文學的基本態度、文學人物形象的類型以及現實主義文學觀念幾個方麵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對於其中的精彩之論，我頗為認同，不過，在充分估價日本社會文化精神這一流變的重要投射之餘，我依然想提醒大家注意作為中國青年在異域生活中自身“遭遇”的特殊意義，也就是說，這樣的“投射”不是單純由日本社會文化單方麵發出來的，留日中國學子也不是“投射”被動的承受對象，所有的投射都必須通過中國學人的體驗與理解來完成。在這裏，我們不僅要關注日本社會文化品質在中國學人那裏的最後“體現”，更要細致地考察他們個人的精神世界對於這些社會文化環境所產生的“反應”和“調整”。
例如，伊藤虎丸正確地指出：“創造社所理解的近代，如鬱達夫所描寫的‘現代人的苦悶’和廚川白村共有的那種憂鬱症一病態的青年心理，自始至終是感傷的自我感情。”“與社會相對立的個人，與秩序相對立的自由，這種長期支配日本‘近代主義’的社會觀與人生觀，其最初的表現是高山樗牛等人把尼采的‘極端個人主義’理解為‘本能主義’。”“創造社強調‘內心要求’，高喊‘個性解放’的時候，其中感性的‘人’的觀點，分明沒有超出高山樗牛以來的‘近代主義的個人觀’的框子。”不過，從另一方麵說，郭沫若、鬱達夫等中國留學生又不可能簡單就是大正文化的“本能主義”與日本“近代主義的個人觀”的追隨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日本大正時期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社會景象造就了他們特殊的人生感受與精神狀態。與國力上升當中個性蓬勃的日本精神比較，來自後發達國家的中國青年麵臨的問題恐怕在於：越是物質性的誘惑，越是精神勃發的刺激，倒越是造成了自我的壓抑與緊張，他們不是“順應”這奔騰的時代昂揚而行了，而是他者的昂揚與奔騰反過來處處提示了自身的委瑣、弱小與滯笨，閱讀那一代中國留學生的自述文字，我們常常能夠見到的不是亢奮與豪邁，而是貧困與自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