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時代的荒浪裏好象浮蕩著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生活簡直象伯夷叔齊困餓在首陽山上了。我們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我怕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全體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幸運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們又未能尋出路徑來為萬人謀自由發展的幸運。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卻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為，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漂流，我們甚至想自殺。
因為日日步行的結果，皮鞋前開了口，後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夾呢學生裝，穿在身上，仍同裸著的一樣；幸虧有了幾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過陸軍士官學校的同鄉，送給了我一件陸軍的製服，總算在晴日當作了外套，雨日當作了雨衣，禦了一個冬天的寒。
在物質貧困的背後，更有民族歧視的巨大心理陰影。今天人們常常談論的日本民族對近代中國留學生的歧視其實也是到了大正一代有了格外明顯的體現。在前麵對魯迅仙台留學的分析中，我曾經提出，至少從《藤野先生》的敘述來看，魯迅既沒有刻意誇大那時所受的欺侮，也無意因為某些歧視的存在而強化自身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注重與日本“協和”的周作人更是表示：“我後來常聽見日本人說，中國留日學生回國後多變成抗日，大約是在日本的時候遇見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於反抗的罷。我聽了很是懷疑，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並不曾遇見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過不愉快的事，也何至於以這類細故影響到家國大事上去，這是凡有理知的人所不為的。”是的，周作人是“有理知的人”，而沉浮於大正誘惑的青年卻多了一份感性的衝動，何況大正年間的日本社會的情緒本身也發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伊藤虎丸先生概括得好：“在魯迅留學和創造社留學相差十年的期間裏，以日俄戰爭為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後來結成創造社的那一批留日青年的自述與創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民族屈辱的個人記憶。
“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這句著名的話就出自郭沫若，他的留日題材小說中遍布著中國人的屈辱經曆。《未央》中愛牟的兒子“一出門去便要受鄰近的兒童們欺侮，罵他是‘中國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塊來打他：可憐才滿三歲的一個小兒。”
《行路難》激憤不已：“我們單聽著‘支那人’三字的聲音，便覺得頭皮有點吃緊。啊啊！我們到底受的是甚麼待遇呢？”“日本人約！日本人約！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約！我們中國究竟何負於你們，你們要這樣把我們輕視？你們但在說這‘支那人’三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盡了你們極端的惡意。你們說‘支’字的時候故意要把鼻頭皺起來，你們說‘那’字的時候要把鼻音拉作一個長頓。”“啊，你忘恩負義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們的名字並不是羨慕你們的文明”；“不怕我娶的是你們日本女兒，你們如不改悔時我始終排斥你們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終是排斥你們的！”
能夠從日本人的發音方式中感知到輕蔑，這是需要相當的敏銳的，不過，鬱達夫比郭沫若還要敏銳，他是從東京公園裏良家少女的微妙神態中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隱痛：“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的熏陶的，一聽到弱國的支那兩字，那裏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齡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想象不出來的。”在小說《沉淪》中，主人公的敏感竟也了如此這般：“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霎時的紅起臉來，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講他。”
成仿吾也有過激憤的記載：“雖然我們的學習成績不錯，可是國家貧窮落後，受人輕視，我記得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同班有一個日本男同學常常在我麵前挖苦、譏笑我們中國人。有一天，他指著我說：‘哈哈，你們中國人，男人梳小辮，女人裹小腳。’我聽了以後非常生氣，就警告他說：‘你再說，我對你不起！’他不聽，又嚷嚷開了，我上去打了他一記耳光。從此以後，他見了我就躲開。”不用說，在郭沫若、鬱達夫他們看來，這樣的回擊當是十分的解氣了！
對此，伊藤虎丸先生有過深刻的概括，他將魯迅一代人的民族意識稱之為“恥辱”，而將郭沫若一代的民族意識稱之為“屈辱”。他借用丸尾常喜的說法，認為魯迅式的“恥辱”感指向的是“中國人的奴隸的國民性”，而創造社在日本人歧視眼光中的“屈辱”感則“和對中國落後的焦慮直接地聯結在一起”。我想指出的是，郭沫若一代青年的“屈辱”體驗除了與“中國落後的焦慮直接地聯結在一起”外，更是與他們自身的人生追求、自我認識與情感取向聯結在一起，正是這種“國家民族焦慮”與“自我焦慮”的複雜混合真正顯示了中國留學生“體驗著日本”而非簡單的“取法於日本”的根本特性。
從總體上說，從梁啟超、魯迅到郭沫若，幾代留日中國學人的“日本體驗”都具有某種混合特征。在梁啟超，是知識層麵的西方啟蒙思想與失勢的中國官僚的理想之混合，在魯迅，是異域生存感悟與對中國現實的洞察之混合。混合的產生在本質上呈現了體驗主體身上的中外（日）多種文化的對話與交流，當然，主體的不同最終又決定了這些“混合”內容與“混合”方式的不同，到郭沫若一代人，則是新興的異域生存狀態（包括“成金”時代的欲望與來自一個上升民族的輕蔑）與青春期需求的混合。
這就可以解釋出現在郭沫若、鬱達夫筆下的“民族屈辱”為什麼常常都伴隨著青春期的性饑渴有與性幻想，族群的屈辱強化著性的能量，而性的需求常常又轉化為民族的道義。
1921年4月8日，郭沫若與成仿吾在滬杭車上遭遇了不堪的一幕：幾個中國的“馬路政客”，帶著兩名妓女在大事吃喝，又笑又鬧；幾個西洋人，“都沉默著在拿著一些文件校閱，在他們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沒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幾個日本人“在高談闊論，時而帶著極輕蔑的眼光望著那一群吃喝賭博的中國人取笑”。於是，郭沫若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裏又洶湧起來。我憤恨的自然是我們的貴同胞太不爭氣，同時是連想到中國的政局和國際上的形勢：車中的情景便是這時局的一幅縮寫圖。凡是自己不能夠抱一個妓女在懷裏的中國人，想來是誰都會痛哭流涕的罷”。無獨有偶，次年7月，在歸國的航船上，一位與洋人交談的混血少女也極大地攪擾了鬱達夫的神經，他甚至“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槍來，把那同禽獸似的西洋人擊殺了”。下麵這段激情性的文字真可謂歎為觀止：
年輕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親已經為他們異類的禽獸點汙，你切不可再與他們接近才好呢！我並不想你，我並不在這裏貪你的姿色；但是，但是像你這樣的美人，萬一被他們同野獸一樣的西洋人蹂躪了去，教我任何能堪呢！你那柔軟黃黑的肉體被那肥胖和雄豬似的洋人壓著的光景，我便在想象的時候，也覺得眼睛裏噴出火來。少女也少女！我並不要你愛我，我並不要你和我同夢。我隻求你別把你的身體送給異類的外人去享樂就對了。我們中國也有美男子，我們中國也有同黑人一樣強壯的偉男子，我們中國也有幾千萬幾萬萬家財的富翁，你何必要接近外國人呢！啊啊，中國可亡，但是中國的女子是不可被他們外國人強奸去的。少女呀少女！你聽見了我的這哀願罷！
這段激情至少包括四組奇特的表意：
少女=被蹂躪+被強奸
洋人=野獸
愛情婚姻=美男子+偉男子+富翁
中國女子被強奸＞中國滅亡
第一組等式的邏輯無疑屬於男性，第二組等式的邏輯顯然來自中外文化衝突下的弱勢心態。第三組等式的邏輯則屬於世俗的欲望。男性的、弱勢的與世俗的欲望通通在一種語言的暴力中合盟了，在第四組關係式中，男性的欲望幻覺被直接連接上了國家民族存亡的大事，這聯想的邏輯自然屬於異域生存的留學生，隻是兩廂對照之中，鬱達夫毫不掩飾一位青春期學子的不可遏止的欲望當先的選擇！一位留日中國學人的真實的精神世界就這樣被真誠坦白的鬱達夫作了如此直接的暴露，無論你怎樣理解，都不得不為其中的真實的激情所打動，同時，也不得不為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邏輯關係而駐足。
同樣，在那樣一個清冷的夜晚，《沉淪》中的中國留學生禁不住“粉花香氣”的引誘，踏入了海邊的妓館，然而他又一次遭遇了日本侍女的輕蔑。將近自殺之際，留下了這些文學史上的著名呼喚：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今天的讀者很可能懷疑這裏存在著某些“虛張聲勢”的意味，其實，這恰恰就是那一代留日青年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個人生存欲望與國家民族大義的直接對接。在個人生存的困境中尋求民族困境的解釋，又通過對民族道義的某種追求實現個人生存的解困。從個人生存欲望到國家民族大義，這裏完成的是一種平行的對接，在本質上區別於魯迅“任個人”——“薦軒轅”之間的複雜的互動關係。
未來創造社青年的這一個人/國家的“對接”模式影響著他們自我實現、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方式，其動力、活力與問題局限都在其中。